关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间致中央文献出版社的信
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喜欢读史，如二十六史、《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无不究读。近读贵社出版九卷本《毛泽东年谱》，有一事存疑，特函就教！
《毛泽东年谱》第八卷第392页第二段：
（1966年）6月10日 在杭州会见胡志明，康生、伍修权、江青在座。毛泽东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常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2005年1月第2版）第67页“一条奇异的导火索”称：
一场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也在全世界引起巨大震惊的政治大风暴，其导火索竟是一份地方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并非大人物评论一出戏剧的文章，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奇异而特殊的现象，在中外历史上都十分罕见。这篇文章就是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署名姚文元。
据此，被史家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姚文元这篇文艺评论所引起。《毛泽东年谱》第八卷第392页第2段第15行也说，“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问题。”由此至6月10日，确实是“七个多月”，似乎没有问题。但是，《毛泽东年谱》第八卷第582页第5段说：
1966年5月4日-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四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意见，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错误批判，并决定停止或撤销他们的职务。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召开这次会议及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第342-343页）称：
1964年7月7号下午，彭真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次会议。贺龙、周扬、胡绳、林枫等列席会议。在会上传达说：
毛主席最近抓了文艺、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认为文艺界“很混乱”,又批评有些协会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发展下去势必要搞“裴多菲俱乐部”；文化部不执行党的政策，不为工农兵服务，建国以来这条战线我们配备不恰当。毛主席甚至说，想把地方搞起来，革中央文化部和几个协会的命。还有学术界，首先是哲学，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还有高薪问题。在讲话中强调说：这些都是大的原则问题。过去书记处对意识形态的革命没有很好抓。批评胡风，批评《红楼梦》研究、电影《武训传》等都是毛主席亲自抓的。意识形态问题都和培养接班人有联系，搞不好，子女后代都被夺过去了，将来要出“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复辟，所以书记处要好好地抓。
会议决定：第一，按照毛泽东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示（后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第二，公开批评杨献珍在哲学方面的观点；第三，将毛泽东六月二十七日关于文艺的批示和宋任穷《关于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报告》印发党的高级干部。
《毛泽东年谱》所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无疑是这个小组，但它只是组织机构的变更，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毛泽东年谱》第八卷第588页第5段说：
5月28日 审阅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名单，表示同意。名单如下：
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本日，中共中央把这个名单发到县团级党委。
显然，《五一六通知》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后，紧接着成立了由十三人组成的“文化革命小组”，但不能说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如果硬说《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那么毛泽东在6月10日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就站不住脚。他难道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从5月16日开始的吗？从5月16日至6月10日是25天，毛泽东把“25天”说成“七个多月”，极“不识数”。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55页附录《“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5段，“（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播放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于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全国震动，北大校园立刻沸腾。”如果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那么聂元梓把16日到25日刚好十天时间称为“文化革命中”，似乎也是“不识数”的表现。
如果按照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和《毛泽东年谱》所言，“文化大革命是因姚文元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所引发”。一篇文章引发一场革命，姚文元不仅能耐挺大，而且其影响力超过了毛泽东。那么，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就不能成立。
《毛泽东年谱》第八卷第586页第6段-587页第1段称：
（1966年）5月17日 阅章士钊五月十日关于暂不出版其著作《柳文指要》的来信，批示：“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章士钊在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查，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新检查”。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一些批注。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又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斗争”，毛泽东批注：“不可能这样快。”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毛泽东批注：“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信中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化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批注：“此语说得过分。”信中说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毛泽东批注：“何至如此。”
“文化大革命”若从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开始，章士钊在五月十日所称“连日读到各报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是指哪个“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年谱》第8卷第285页第3段称：
（1963年）11月，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批评。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据此，毛泽东在1966年6月10日对胡志明所言“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似被人篡改过，原文应是“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1963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二年七个多月了。”才符合历史的真实。
上述疑点，望编辑们能在改版时前后照应，不留瑕疵于将来！
此致
编安！
郭学宝 2024年4月3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