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民阎良故事之一
一部传呼机引发的血案
赵东民
一、血案起因
突然患癌后，在家里养病，一天闲暇无事整理旧物，无意发现一部我在90年代用过的传呼机。这是一部我刻意收藏的精英汉字机，购机发票和保修证齐全。因为正是这部传呼机，曾经引发我20年前在大白天于闹市动刀砍人。受害人是新华路一餐厅老板王某，被我砍断了胳膊砍伤了腿，砸了饭店。我被公安阎良分局刑拘28天，以“殴打他人”的罪名，罚款200元，作为治安案件处理结案。故事原委听我细细道来。
1997年上半年，我在阎良区餐饮一条街的新华路一饭店打工干切配。老板王某是蓝田人，也是厨师，原来在八所餐厅打工，后来他的老乡叔叔调到阎良区当官，老板王某便趁机自己开饭店不再打工。他的饭店生意火爆程度，在新华路那是数一数二的。我求职进入王某的饭店打工，开始还觉得很荣幸，所以干活也不辞劳苦，十分卖力。我们的关系曾一度很好，几乎无话不谈。我每天干到晚上十二点，第二天六点准时要上班，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老板楼下，叫他一起到五区市场采购。这是老板给我每天首先必须完成的的任务，因为去晚了市场的猪肚就卖完了。饭店看家菜之一大蒜肚条就卖不成了。6月份，我因为下班回家还要加班夏收，晚上太累了，一天早上起晚了，结果遭到老板王某不留情面的臭骂一顿。原来在王老板眼里，我过去起早贪黑超负荷付出的辛劳一文不值，这令人心寒透了。我提出辞职，王老板也痛快答应了。
离开王某的饭店后，我从此不再干厨师了，凭借多年在阎良区餐饮行业建立的一定人脉，做起了送食材的生意。那时阎良这小地方很少见盒装的“内酯豆腐”，我从西安碳市街每盒0.7元批发回阎良，每盒卖给饭店是3元，饭店里逢婚宴大量使用也要每盒2元左右。经常去西安采购的饭店老板都知道西安的批发价钱，也有顺带买几十盒回来的。但是买回来顾客不一定点这菜，等客人要点这道菜时，也许内酯豆腐都变质了，因为内酯豆腐的保质期很短，特别是在热天，放一天就发酸变味了，饭店的冰箱存放太多的东西没有足够的空间放内酯豆腐。而我一次批发几百盒放专用冰箱冷藏，面对很多饭店，现要现送，两天就送完了，根本不怕压货。我从碳市街批发的温州螃蟹，十几元一斤，回来卖六十元一斤。同样，去过炭市街采购的饭店老板都知道行情，但是一次买很多回来，没人点这道菜，螃蟹没几天就死光了，死了就不值钱了。而我也是给饭店现买现送，尤其保证是活的。有些老板明知道贵却不得不买。甲鱼我只采购野生的，人工养殖的一律不要。因为野生的好养，正常情况下不会轻易死亡。有的饭店客人要看活甲鱼，老板只有冰冻的，没办法让我送只活的让客人看一下给我几十元……思路对了，有时候钱就挣得这么容易。而且根据销售情况，我随时可以到西安进货，不像大水产店，必须等很多货都短缺时才攒到一起，雇专车去西安集中进货。
我离开王老板那几个月的生意很红火，还不累。1997年9月初，为了方便送货业务，我花了一千五百元左右，在西安买了一部摩托罗拉精英汉字传呼机。这是我二十七年的人生最值钱的家当，所以特别珍视。随着我经销的水产品种逐步增加，销售范围不断扩大，照此顺利发展下去，我计划不再做“游击队”了，开个水产店。这个计划却被王老板突入袭来的发难改变了，甚至还改变了我二十七岁的人生！
1997年10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吃完饭，从铁路边安卢村的出租屋里转出来透透气。抬头看到王老板骑着他的黑“建设”牌摩托横在我门口。我本能的打了个招呼。谁知他气势汹汹的骂开了：“滚你妈的x，谁让你给饭店送豆腐呢？我准备叫外几个要来卸你腿呢……”我莫名其妙的问：我给饭店送咋得罪你了？他一句也不解释，下了摩托车劈头就是一顿猛打。他的身体比我粗壮多了，我又瘦又小，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殴打我过程中，他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还在一旁叫骂助阵。打完后，王老板还瞪着我恶狠狠的撂下一句话：“不要在阎良混了，你赶快滚出阎良！”随后骂骂咧咧的骑车带上他妈扬长而去。丢下我眼冒金星，一头雾水。当时我本来压根没想到要报警，因为我不敢。给他打工那么长时间，我很清楚他在阎良区可以说是黑白通吃的。有时候甚至把基层执法人员都不放在眼里。他说的那几个要来卸我腿的人，虽然叫不上真实姓名，但是我大概知猜得到是谁。都是本地有名的“江湖”人士。我亲眼见过那几个人在王老板的饭店，把喝多酒发酒疯的客人打伤。当我自认晦气的时候，无意触碰到我腰里别传呼机的地方，突然发现只剩传呼机壳子，不见了传呼机。我找了一圈都不见，立即想到肯定是王老板刚才殴打我过程中抢走的！瞬间感觉老婆被人抢走一样震怒了。我立即找了个座机（那时手机很贵，话费还是双向收费，我还用不起）以被抢劫为由打了110报警。不一会一辆闪着警灯的绿色吉普车开过来了，下来两名年轻的警官，一个人手里拿着手铐。他们下了车，一个操陕北口音的警官就问：“谁报的警？”我说我报的警，然后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他问：“抢你的人呢？”我说走了，但是我知道他在哪里。我当时天真的希望，只要警察去给我吧传呼机追回来就行了，真不敢奢望能把王老板“绳之以法”。在我心目中，王老板虽然是外地人，但是他在阎良的势力太大了。像我这样的本地草民，吃再大的亏也根本无法也不敢和他抗衡。只是那个传呼机对我来说既珍贵又重要，所以不顾一切的寄希望通过警察能帮我要回来。110出警的两名警察，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拉我去王老板饭店，而是把我拉到公安阎良分局，主管110的郎新芳（音）副局长说最近忙着打击盗窃，顾不上管我的案子，让我到阎良街派出所报案。我赶紧在街上叫了个拉人的人力三轮，拉我去阎良街派出所。当时派出所民警梁宝利（音）接的警，他看我我鼻青脸肿的，开口就说：“你怂不顶，敢报警！”他大概问了下情况后，让我回去写个报案材料送过来，我不敢怠慢，立即照办。梁宝利又让我把报案材料交到另一位民警何武辉（音）手里。但是焦急万分的我在家里等了四五天也不见消息，没有传呼机，既让我痛失所爱，又和客户断绝了联系，我的生意也做不成了，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渐渐变得焦躁不安。
我中间去派出所催问办案结果，梁宝利让我找何武辉，何武辉对我爱理不理，只说王老板构不成抢劫，顶多是欺行霸市。对我要回传呼机的要求挂口不谈。我愤怒又无奈。
二、闹市砍人
又过去几天，我在住处翻过来翻过去想怎么办？如果警察不帮我，但是我报警肯定是得罪王老板了。他临走撩话让我滚出阎良不是不可能，他有这实力让我不敢在阎良露头。我生活怎么办？老婆孩子怎么办？绝望、绝望、还是绝望！我虽为草民，但是我骨子里却并不是一味懦弱。绝望到极限，便萌生出用极端手段报复王老板的念头。我在家里准备了两把刀。一把是爱人卖菜切冬瓜用的尖刀，一把是我干厨师切菜用的，也是跟随我多年的“双郭”牌菜刀。这把菜刀刀背厚，刀面宽、分量重，但是我用起来很顺手。
我的考虑是这样的：要对王老板动手，他毕竟块头比我壮得多，一旦遭到反击，我就完了。所以，只能成功！我计划用菜刀砍他，一旦失手，便立即从腰间拔出小巧一点的冬瓜刀扎他……即使别无选择的同归于尽，我也在所不惜！
后果，我冷静的想过。我不打算砍死他，因为我不想死。如果态势能在我掌控之中的话，我砍伤他，然后去坐几年大牢。如王老板所愿——不在阎良混了。那样的话，我不知道会离开家乡有多久，所以我准备好刀以后。心情沉重的回到村子转了一圈，想把故乡的一草一木都留在脑海里。还在我独自流汗平整的土地里包了一包泥土，打算将来进了监狱，如果想家就拿出来看一看，闻一闻。我受老父亲影响，从小热爱毛主席，还戴了一枚毛主席纪念章。最后我想必须让人们知道我为啥要砍王老板，我在学校经常被评为优秀班干部、优秀共青团员，我十分珍视我这些曾经的荣誉。但是现在被逼无奈顾不上许多了。所以，我绝不能让人们认为我是个凶残的暴徒。于是我准备了传单草稿，骑车到几十里外的三原县政府对面一个打字部，打了控诉王老板“勾结政府要员”无恶不作的传单。我不敢在临近阎良的地方打印，生怕耳目众多的王老板会发现。记得打印部的大姐看了我的传单内容有“今杀王x”以“警告为富不仁者”等字眼，还劝我好好商量，不要用这种办法解决。我无奈的说，人家都要把我赶出阎良了，哪有商量余地呀！大姐也也无语了。我这个过程心慌意乱到极点，在三原县打印了一张，都没敢复印，怕耽搁时间长出问题。回来后，又骑自行车跑到临潼县复印了几十张。
一切准备就绪，我考虑还是再到老街派出所碰碰运气，万一警察帮助我了呢？我就不必选择这么危险和痛苦的解决方式了。我到派出所见到了梁宝利，他仍然搪塞我。派出所的办案民警对我的敷衍态度没有丝毫改变。我彻底愤怒了。我对梁宝利说：“你们如果不给我解决，我就自己解决！”他厉声骂我道：“哎你个碎怂，去！你自己解决去！”我转身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派出所。
第二天上午，我怀揣川菜刀，背后腰里别着尖刀，骑着自行车（我媳妇结婚的陪嫁，因为这次事件给丢了。）去新华路找王老板了。根据以往经验，他的“建设”摩托车在，人就在。可是直到中午西飞快下班的时间，我看了几次车都不在饭店门口。即便采购也不会这么久吧。我不甘心，就到旁边一个我认识人的饭店里，用座机电话给王老板店里打电话，打通后是一个服务员接的。我冒充王老板在政府当官的叔叔口气问：“勋（王老板小名）在不在？”服务员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他叔。服务员马上回答说：“在呢在呢，正在后厨炒菜，我去给您叫”。我挂了电话冲着王老板的饭店疾步走了过去。
当我走进王老板的饭店时，王老板刚好从厨房出来接电话，两只胳膊的袖子卷的高高的，看样子正在忙。他听到电话已经挂了，就对旁边的服务员说：“咱叔把电话挂了，我给他打过去。”看来他真的把我刚才的电话当成他当官的老乡叔叔了。我犹豫了一下，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对王老板说：“王哥，你把我的传呼机给我，这事就算了。”王老板回头恶狠狠的说：“你不是去告了吗？去继续告去！”转身继续拨电话。我最后一丝脆弱的希望被彻底粉粉碎了。我从怀里掏出菜刀，冲着的王老板裸着胳膊砍了下去……那时刻，瞬间大脑几乎一片空白。但是至今都忘不了王老板挨刀之后转身看我的眼神——震惊。他可能从来不相信兔子急了会咬人，而且咬的这么疼！他饭店的工作人员貌似很团结，慢慢围了上来，我挥了一下菜刀，大声吼道：“谁敢上来？”他们都哗一下散去了。回过神的我，对警察的不作为和对王老板的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我挥刀第二次扑向王老板时，他站在餐桌后面举起了一把椅子，我才停下来。当时还奇怪他胳膊怎么没像电影里一样血流如注？还能举起椅子？我明明砍中了呀！后来我想他应该是遭遇我突袭后，是背水一战产生的爆发力。要是没受伤，他的反击是很凶猛的。一个是他的身体比我粗壮，二是听说他还练过武。我开始把饭店所有的玻璃门窗砸了个稀巴烂。吃饭的人排着队，前呼后拥的往出跑。我砸完玻璃，菜刀也变形了。出了饭店门，外面正赶上西飞职工下班，围了好多人看热闹，我把传单撒到地上，大声控诉着王老板的罪行。110警车在下班人群外面迟迟开不过来。我等郎新芳副局长亲率110警车开到我跟前，丢下菜刀，伸手让警察带上手铐，期间还给警察说，我背后还有一把尖刀，警察掀起我衣服从我腰里拔出尖刀扔到地上……我上警车前，回头对王老板喊：“咱们法院见！”郎新芳副局长上手给我一喉锤，骂道：“喊你妈的逼。”
我被拉回公安阎良分局大门口的房屋后面，铐在一棵大桐树上。进来一名年轻警察拿着警棍，在我胸口轮了几下子。他出去后又进来一名警察，我抬头一看，是我当初报警后出警的那位陕北人。他一看是我也有些吃惊。问我：“不是让你到阎良街派出所报案了吗？怎么会这样？”我说：“人家不管啊 ！”他无奈的摇了摇头，转到我身后，捏着手铐问我：“紧不紧？”我说有点紧，手都肿了。他就给我松开一点。
当天下午，我被转到胜利路派出所。当晚，被送进看守所。那时的看守所不在前进东路，而是在公安阎良分局院子东墙根位置。
进看守所的时候被搜身。毛主席像章被摘掉了，我包的那包家乡的泥土也被搜了出来，听警察们调侃说：“这家伙还带着烟土。”……
号子里面昏暗的灯光下面，押员们都盖着被子睡倒了，靠墙一排光溜溜泛白的脑袋。我进来的时候，都把令人恐怖的眼光齐刷刷投向我。那一刻，我感觉像进了地狱。管教走后，长得像座山雕一样的“头块子”（睡第一块板的号长）问我：“犯啥事了？”我说：“杀人了！”他又缓缓问我：“知道规矩不？”我说不知道。头块子给后面一个人示意了一下说：“給教个规矩。”一个大个子从被窝里钻出来，走到我跟前说：“站好！规矩就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上手给我小腹就是一拳，这家伙力气真大，我的尿都被打出来了。接着所有押员一个接一个的给我“过手续”。大概有十几个人。中途有人给我“吃肘子”（用胳膊肘击打我的太阳穴），让我昏倒两次，又把我拽起来靠着墙再打。我当时心想这次肯定活着出不去了。经过这次“过手续”，我发现我的抗打击能力还挺强的。第二天坐板时间， “二块子”过来问我：“你头上的伤是哪来的？”我虽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想肯定不能说是昨晚上被打的。就看着“二块子”等他下文。“二块子”蹲下来阴森森的给我说：“有人问你就说是110警察打的！”我连忙点头回答说：“是，是，是……”。“头块子”这是慢吞吞的问我：“赵东民，昨晚打你咋不喊呢？”我说：“你不是说这是规矩吗？是规矩我就遵守了。”“头块子”好像低声说了句“好样的”便不再理会我。不久，我的铺位从最后枕马桶睡的位置挪到靠前的位置了。我想是我的顽强精神征服了他们吧。
我在里面听他们讲法律层序，在墙上画着记号数日子。盘算着我什么时候能被甩到监狱服刑。我被关到第28天的时候，管教在外面喊：“赵东民，收拾东西！”我吓坏了，因为换号子是要重新“过手续”的！但是“头块子” “二块子”等人都说是要放我呢。我想不可能！但是必须按照管教命令执行——收拾东西。我抱着收拾好的被褥等东西出了号子门，管教带着我往看守所大门口走去的时候，我才慢慢觉得释放我出去。我回头看了看陪我一起熬过28天还在押的押员们，他们充满羡慕嫉妒恨的神情让我难以忘记。出了看守所大门，见到大哥和我爱人，他们说我被取保候审了。
三、最后结案
出来后，我特意凭着着坐牢的光头标志，到新华路转了一圈。认识我的人见了我都说我厉害。那时认识我的人给我取了个外号——赵一刀。记得哪位警察还调侃我说：“贺龙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呢，你是一把菜刀。”我当时路过王老板的饭店时，他老婆正在门口和谁说话，看见我赶紧扭身回饭店了，我想她见不得我也很正常，仇人嘛。
听大哥说，我牵挂的传呼机，还是我砍王老板案发后，阎良街派出所的何武辉才急急忙忙从王老板那里要回我的传呼机，我随时可以去领回来。
我出来后，市场的空缺被一个认识的人填补了。而且他的实力比我强多了。阎良的确很难混下去了，市场如战场，失去了就很难夺回来。况且我还是没背景没靠山草民一个。
1998年元月初，《华商报》刚开始在阎良发行，很便宜。我订了一份，准备搜集信息，办个信息部什么的。结果看到一则招聘信息员的广告，就去西安应聘了。实际上是广告业务员。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广告业务怎么干。但是既然出来了，没有成就怎么有脸回去见父母妻儿和江东父老？于是咬着牙，开始成为一名《华商报》《为您服务》专栏的广告业务员。半年后，我又成为《西安晚报》《分类广告》专栏的经理和创始人。正当我事业刚有起色的时候，大哥打来电话说派出所找我解决砍人的事情。要给对方赔钱。我问大哥要赔多少？大哥说人家光有票据的医药费也有两万多。我头晕目眩的，那时两万元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我的工资加话费补贴才一千二百元，还要和业绩挂钩。大哥让我别着急，他先去看情况。
后来大哥给我说了个好消息。王老板那些医药费票据，有很多是胜利路派出所不认可的。派出所只同意赔他三千八百元，王老板当时暴跳如雷。派出所办案民警说，赵东民报抢劫案在先，我们现在并案处理，你今天也不要走了。吓得王老板不敢干在说什么，只有接受。
我交到派出所的有四千元，扣除罚我的二百元，剩下三千八百元给王老板赔了医药费，我的案子就此了结。
这是我人生第一个大坎坷。从一个守法公民变成违法人员。终生难忘的人生转折，记录下来和朋友们分享。
文章已于2019-01-31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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