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 辛汝忠
第一章 祸起萧墙
某地委书记的儿子酒后驾车轧死一名女青年，法院对其判刑两年，过不多久，他却在检察院做起了检察官。身穿警服，头戴国徽，腰挂BP机，耀武扬威抓起别人来……
一、刘建军告状
杨乃武的故事，我们这几代人，几乎都知道。早先，民告官多么不易。然而，发生在1990年的这个冤案却是官告官。
这场官告官的官司，一直打了3年，致使一位县委书记险些入佛门。
那么，县委书记告的是谁呢？为什么会成为一场惊动中南海，轰动河北省的官告官的大案？
在给刘建军平反的决定上曾有这样一段话：“刘建军……因给省委书记写信反映地委书记的两个问题被以‘栽赃陷害，诬告他人’、‘分裂党’等错误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刘建军不服，上诉江泽民总书记……”
我们就从这起冤案的受害者、原河北省唐县县委副书记刘建军写给江泽民总书记的这封告状信开始讲起吧！
尊敬的贤明领袖江泽民总书记：
我叫刘建军，现任保定地区轻纺局副局长，原任河北省唐县县委副书记，自1983年改革以来，先后8次被评为模范党员、先进工作者、最佳文秘工作者、改革积极分子，并立功。
今年5月因给省委书记写信，反映一个地委书记的问题和他儿子酒后开车轧死人的事，信被转到被反映人的手里，而后以“诬告他人”、“栽赃陷害”和“分裂党组织”的罪名，开除了我的党籍，撤销我的职务。我已上诉百余次，都因我的罪名是省里主要领导人定的，而石沉大海。
因而，只有上诉中南海向您告“御状”。如果总书记也不能解决和关怀，我将像杨乃武说的那样，“从今以后不再告官，忍辱含屈，虚度残年！”
敬爱的总书记，我反映那位地委书记的问题，仅仅是发牢骚，而他儿子判刑后居然又当上了检察官，犯人戴着领章、国徽，持武器到处抓别人。这在保定，人所共知。组织上竟因调查信是我写的，而不查信所反映的内容，只是因为对方不承认，就认为我是诬告。哪有这样办案的？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反映了一个地委书记的问题，怎么能和分裂党扯到一起呢？还以此开除我党籍，说我和张国焘犯一个错误，而且连我提供的录音带都没有作为依据。因为是省里有人定了调，就不按程序办理了，任意定性。更不应该的是，他们竟把信转到被反映人手里，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
总书记，如果没有党内的民主，党内的腐败更没有人管了。我们党内已经出现了干坏事不让说，“指鹿为马”的深层腐败！我因反对腐败而蒙冤，因反映上级的事而得罪了省里的领导而受害！几个月来，我到处申冤告状，都无结果！今天，我才告到您的面前。我坚信，您会以一个伟大的贤明领袖的眼光，看待我被迫害的社会根源和危害，望您百忙之中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吧！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向江总书记致以敬礼！
刘建军
1990年×月×日
告状人当时是保定地区轻纺局副局长，原任河北省唐县县委副书记。
县官告“御状”，这在我国也是一件新鲜事儿！让我们以记者的身份来剖析这桩“御状”前前后后发生的风波吧！
二、红墙外的县委书记
1990年秋天的一个黄昏，在中国首都的中南海红墙之外，徘徊着一个像老农民一样的50开外的汉子。
他大约有1米78的个头，长得虎虎实实，方形的黑脸膛，浓眉大眼。从他这身奇异的装扮来看，很少有人猜得出他真实的身份。几个月的告状生涯，已使他面目皆非，狼狈不堪。
他戴着一顶浅灰色的前进帽。见了这顶前进帽，使人想起许多影片中所歌颂的那种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他穿着一件脏得不能再脏的灰色西服，西服的上面灰尘斑斑，而在西服的两个角上却湿了两大片，那是因为他擦眼泪留下的痕迹。
他的登山鞋已经穿破了，高高地跷着，露出了黑色的袜子。
他坐在中南海的大门外，从背包里掏出了一块干馒头，两眼绷直着，一嘴一嘴地啃着。
这时候，站岗的哨兵轻轻地转过身来，对他说：“你不要再来了。我们不会让你进去的。”
他吃惊地站起身，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哨兵说：“请你帮我把这封信递到收发室好不好？”
哨兵说：“这里是中南海。我们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如果你有冤上诉，请到信访局去吧。”
刘建军迷蒙的眼睛里慢慢燃起了绝望的火炬。这两只火炬在他眼睛里越燃越烈，使得两只眼睛异常明亮。
他忽然对哨兵点了点头，用了苍老的声音唱了起来：“风萧萧，那雪下得正急。”这是林冲雪夜上梁山的京剧唱段。
他急切要进中南海，直接向中央领导申诉。他在北京有不少朋友，然而，他不愿因这件事去打扰朋友，只是一次又一次恳求哨兵让他进去，或给他一个转信、打电话的机会。哨兵有哨兵的职责，将他一次又一次地拦在门外，同情而善意地劝他离开。
他在哨兵的催促下再次离开了中南海门外，一步步缓缓地走在空旷的马路上。哨兵用同情而奇异的目光注视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
年轻的哨兵很可能是从农村参军的。他哪里知道他所驱赶的这位汉子，曾经竟是一位父母官。
刘建军离开了红墙，在宽阔的长安街上徘徊着。
已经到了下班的时刻，大街上车水马龙，而他却只身影单，孤独地走着，没有方向，没有目标。
刘建军连累带饿，头昏眼花，倚靠在路边的一棵古松上，眯上双眼，想起了他人生路上的苦楚。
他掰着手指算了算，到今天，自己已经沿着中南海的围墙，来来回回，走了整整10天了。
他已身无分文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走完这漫长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道路。
长安街上的路人都在往自己温暖的家里奔，没有人过问他，他不知不觉便昏昏睡去。他暂时地离开了这个冰冷的世界，回到那本不存在的人生梦乡中去了。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汽车的笛声把他惊醒了。睁眼一看，天已经黑下来了，长安街的路灯闪出了紫色的光晕，像个小绒球。他看着看着，泪水从眼里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眼睛里紫色的灯光渐渐变大起来，变成了明亮的乳白色，好像天地一下子亮了起来，他真想拥抱那一盏盏华灯的圆柱，因为这华灯给他一种无限的温暖。他又想起了他悲剧的开始。
三、一封民事诉讼状
作为县委的笔杆子和省里的特邀“内参”通讯员，刘建军在半年前看到了一封诉讼状。这里，我们不妨把它公诸于众——
原告：孙××，女，1961年生，汉族，吉林省长春市人，河北保定地区交警支队职工，住××路××号。
被告：李××，男，1962年生，28岁，汉族，河北省涞源县人，本市地区人民检察院临时工，住址同上。
诉讼请求：请求法院解除本人与被告的婚姻关系。
事实和理由：我与被告李××于1987年5月办理结婚手续以来，经常吵嘴打架，感情已经完全破裂，不能在一起继续生活。被告李××嗜酒成性，酒后经常对我不打即骂，动不动就拿枪动刀要挟我。经常打得我鼻青脸肿。我现在被他打得大脑脑外伤后遗症，阵发性神经性头痛。他每次都用拳头打我的眼睛，致使我的视力减弱，经常冒金星。他有意打我的要害处。他经常说要打残了我，其实他也是这么做的。我与他感情破裂的原因：
李于1989年3月的一天午夜，因酒后驾车撞死酒厂女工高凤枝，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但他仍不思悔改，继续在外面吃喝玩乐，从不听我良言相劝，经常打骂孩子，没有一点父子之情、夫妻之情。
1988年一次他喝了酒，到我单位闹事打我，又拿枪打我。我跑回娘家，他追我到娘家，竟跟我父亲耍酒疯，蛮横不讲理。
在1989年的一天，我和李在外面吃饭回来，不知何因，他又骂我。我说了他两句，他就打了我，照我的头、眼睛和脸打。我不顾一切地往外跑，他在后面拿着手枪瞄准我说：“不站住就开枪打死你！”我站住以后，他把我拽回家，又接着拳打脚踢，直打得我鼻青脸肿，并扬言要把我打成残废。他之所以敢这么打我，是因为他有一个高贵的父亲。
车祸发生的时候，我的丈夫车上还坐了一个和他鬼混的女人，由此可证，他在乱搞男女关系。他本人是这样，但却不准我和男同志之间有正常的接触和来往，一经被他看到我同男同志说话，就难免被他打骂一顿。他对我的自由横加限制。每天下班后，我必须马上回家干家务活，或无理要求我提前下班。上班时我出去办公事，他也要盘问个没完，并屡次缴我的自行车钥匙，不让我骑车，从而把我限制住。而他本人却自由散漫，经常有家不归，有时午夜回家……
接到这件由司法部门转来的诉讼状，刘建军沉思了良久，因为状中所揭露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捉摸着状中所指出的几点。第一，判刑之后，他怎么还会有枪，枪从什么地方来的；第二，服刑期间，他为何还能胡作非为，而且不受追究？刘建军是省里指定的内参通讯员，有关方面让他把这件事弄清楚。他这才有范围地了解，以便向上级报告。
调查就从这里开始了，而他的悲剧也从这里开始了。
四、罪犯当上检察官
1989年秋天的一傍晚，一个青年人喝醉了酒，带着女人开着车，在保定市里穿行。
开到双胜街，车子疯狂地跳起来，只听一声惨叫，正在走路的两个姑娘被撞倒了一个。
司机从窗口探出身子往后看了看，那个被撞倒的姑娘还在挣扎，另一个姑娘急得大哭大喊，这个年轻人开起车逃之夭夭。
交通执法部门的同志对肇事的性质用河北土语说：“如果他立即把车倒回来，把受伤者送往医院采取抢救措施，也算见死而救，尽到了做人起码的良心。这叫在事故面前有所作为。这只能属于肇事，属于事故。可是他撞人后不救，开车逃跑，眼睁睁任由被害人失去复生的机会，这无异于故意杀人。”
躺在血泊中的姑娘，被过路人送到医院抢救，因没及时就诊失血过多，没多长时间，这个年轻的姑娘便成了冤魂。
姑娘死了之后，在部队当兵的弟弟贺××多次要求追究罪犯的法律责任，然而却毫无进展，只是给了补助。他拒绝了！不能拿姐姐的卖命钱！群众呼声很大，死者家属也告到了法院。因为这起车祸情理分明，是非显见，公安部门很快就把罪犯捉拿归案。根据案情，罪犯重判是理所当然的了。
可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事发后，有人开始“活动”，电话频频，四处联系。这些电话派头十足，时而打给市领导，时而打给地区领导，还有一些司法部门的人也接到电话，要求为罪犯减轻罪责。
看来罪犯来头非同一般，他的后台是谁呢？谁又敢用电话找这些大官办事呢？
后台就是河北省某地区地委书记。
堂堂地区领导，为啥为一个开车的小青年费这份苦心？原来，那是他的少爷，叫李××。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
事情已经败露于天下，再怎么着，也得做个样子给有眼人看看。许多官场常常是讲情面的。有了这份情面，法就缩脖子，就要看情面办事了。判是判了，给少爷判了两年徒刑，而且还是缓刑。
然而，事过不久，这名罪犯竟在检察分院批捕处当上了检察官。
你说奇不奇？一个犯人，身穿警服，头戴国徽，腰掖BP机，骑着摩托车，办案抓起别人来！
据县里人讲，在他耀武扬威去唐县抓人的时候，老百姓直撇嘴，纷纷地大声议论说：“他一个罪犯，有什么资格抓人？这天下还有王法没有了？”
当人们知道，这位抓人的罪犯是地区领导的儿子时，气就更不打一处来。
一面是老百姓呼声太高，一面又是身为罪犯父亲的地区的×书记被树为廉政典型。
河北乃至全国的大报用热情的词句，歌颂×书记的高风亮节、“大义灭亲”之美名。
报纸在报道罪犯的父亲车祸以后的态度时说：“……他亲自打电话给检察院和法院，指示一定要严肃处理……”
知根知底的人心里明白，他这话是说给明白人听的，真正的含义，有人是心领神会的。
在一些人眼里，法不也是当权者手里一块泥巴，想捏个什么样儿就捏个什么样儿吗？
当地法院一位领导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提醒而已。他越说严处，我们越是害怕！”话是这么说，可中国由古至今，总有个公理。人犯了法，不但没坐监狱，没有关起来，还摇身一变，当上了检察官，去抓别人、铐别人，这真是天大的笑话。甭说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是封建社会也不行。你犯了罪，怎么能去当差抓别人呢？你可以跑进山里当“绿林好汉”，或者当“响马”。只要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你就得伏法，管你是不是天王老子！
五、七品芝麻官的“糊涂”想法
刘建军的官位不高，可他有个父母官的尺度。另外，他是河北省确认的“内参”通讯员，每年应当定期向党内提供两篇内部参考的消息，以供领导掌握情况。当他调查完了×书记儿子的案情后，他有了他的“糊涂”想法。他想，宣传党的光彩，当然用不着他反映情况。他认为电视台、报社记者，还有各级领导部门的宣传部，都是做这些事情的。那么他的任务主要就是反映别人不敢反映的事情。
照刘建军自己的话说，我把这个使命看得比县太爷的使命还重要。县太爷嘛是个官，而玩笔杆子却是个民。他认为他这个身份最值得骄傲，也最简单，是可以用笔自由的写个“人”字。
他还这么想：当官不但要为民作主，更应该给政府当个好助手。一个犯人到处办案抓人这可不行，人民不仅仅要笑话他们父子，更重要的是，老百姓会由此来看共产党。共产党总是说要搞廉政，搞法制，结果这里实际上是罪犯抓人，官大无法，这个影响太大了。
于是，当天晚上，刘建军和到他家串门儿的几位县太爷商量这事儿。伙伴们说，党内出了这种事儿，我们不反映谁反映？！
“我写，我写。”大家异口同声抢着要写。
刘建军想了想说：“还是由我来写，你们谁也不要写。你们写不是没有资格，是有危险。假如你们写好了行，要是写不好的话，抓你的时候就了不得了。我写，因为我是通讯员，有责任往内参上提供文章。”
可是这些七品官说：“你写，也别写自己的名字，就写张××、李××。万一查出你的时候，你再说是你写的。查不到你，就别冒险。弟兄们都不容易呀！混到这份儿上是更不容易，别自己找麻烦找事了。”
刘建军送走了这些朋友，又反反复复地思考。他想，古时候有一句老话，叫做好人总有好报。他想，他与×书记无冤无仇，捅他一下为了啥？不是为了共产党，为了老百姓吗？
人们传说×书记要当省委领导了。关系着老百姓的吃穿温饱问题，如果这个领导人心术不正，那哪行啊！
他明明知道省委领导中有人欣赏他，树他为典型，要提拔他到省里作主要领导人。他心里也有点犯怵。
他不是害怕，而是担心信写上去起不了作用，白写。
事后有人评价刘建军傻。“傻”在哪儿呢？“有人要做大官了，别人知道这消息，拍还来不及呢！你刘建军却去摸老虎屁股。”
话说得不多，刘建军却大为恼怒了。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处级干部，是个堂堂正正的县太爷，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眼睁睁看着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糟蹋共产党的形象不管，他这个为共产党办事、吃着共产党饭的人，脸往哪里搁呢？
他竟是一夜不眠。经过反复思考，他找出了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上面写着《一身清正，气壮如牛》，这篇文章介绍的就是这个地区领导人的廉政风范：不许家人出去用专车；下乡也不坐车；在火车上啃馒头，就大葱。
刘建军看了这篇报道后，不能不感到良心上有一种压力。
他想，他要反映的这个情况，还不简单呢！报纸登的这一条消息虽不怎么长，老百姓也不一定能看到（如今人们都忙着生存，很少有人看报），但是这说明一个问题，这就是说，×书记的确精通瞒天过海之术。
刘建军工作多年，很知道当官人的一些做法。从建国起，一般是上面决定了要提拔的一个人，才造个舆论。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时舆论本身就是组织决定。他确信，这个信写出后，不单单是针对一个人，而是与上面的做法相违背。那么，这种违背的结果是什么？
刘建军心想，是不是不写这个材料了？他有笔头子，写什么不行呢？如今虽说没有文字狱了，但他写个猪打架，狗上树，猴生崽子，都比写这个保险。
他又拿起报纸细看，越看越来气。报道与事情的本来面目严重失实，使他坐卧不宁。
他想，先得核实一下报纸宣传的典型是不是准确。看看书记是怎样不坐私车的？
来自邢台的一个电话告诉记者，原来这位领导从地委大院一出发就有小车到下一个站口等着他。
而这位领导人在火车上请记者采访，啃着馒头，吃着大葱。再看车窗外，一辆放空的小轿车在和火车赛跑。
人们小时候就听说过《乌龟和兔子赛跑》的寓言故事。90年代，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国家里，竟出现了“小轿车与火车赛跑”的腐败故事！
记者在同邢台机关干部接触中（刘建军反映的那个廉政典型在这里供过职。编者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报道地区领导在火车上如何如何是假的，一般的中学生一看也知是假的。甭说地委书记，就是村支部书记坐火车也用不着啃馒头就大葱了。
这个领导人用这个方法标榜自己的廉政，也亏他想得出来。
有一些干部哈哈大笑说：“这下可好办了呀，从今以后，咱们号召农民多种葱，所有的党员干部一律吃馒头就大葱，向他学习，也就都变廉政了！那他是不是可以叫‘×大葱’……”
也许人们听说过“天下第一廉吏”“于青菜”的故事。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的一天，江苏、江西一带的集市上人声鼎沸，忽然有人急急跑来了一声：“两江总督于大人去世了。”
初时人们不信，接着却是“罢市聚哭”。百姓们感念他的好，家家请人画像祭奠他。
民谣戏称“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于成龙为官20多载，依旧两袖清风。
人们还记得，那一年他调往福建，临行前，他让人买200斤萝卜放在船上，说“行船数天，萝卜既可生食又可入茶，路上也免得惊动各地官员百姓。”从县令、知府做到巡抚、总督，于成龙一向廉政爱民，连一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饭，只有几碟青菜佐餐，百姓因此称他“于青菜”。
就是这位“于青菜”在广西僻远的罗城县一呆七年。他建学校、设养济院、凿井煮盐，还多次奏请朝廷减免徭役。在他离任时，罗城百姓与他难舍难分。
出任直隶巡抚时，他率先废止了各级官吏向上司奉送礼节的旧例，并严戒州县加征苛捐杂税，还惩办了一批贪官。
就在老百姓痛悼于成龙时，由于他的家眷均在故里，丧事只能由属下料理。在整理遗物时，发现衣箱内都是旧衣物，只有一件绨袍（粗糙的丝织品）还算完好，那是他在礼接朝廷大员时才穿的。在他的床头还有一个匣子，打开一看，里面并无任何贵重物品，只有几份他向朝廷奏折上疏的底稿。此外，粮柜里还有几斗米。
康熙帝闻听此事，赞誉于成龙是“天下第一廉吏”。
如果“×大葱”能像“于青菜”那样，大报小报也不会白白宣传一番，只可惜当代的“×大葱”是假的。
这事使刘建军伤了心，也使他打定主意，上书省委，说真话，不说假话。
六、忧心忡忡第一“状”
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晚上，刘建军斗胆动用五百多字写了篇“内参”消息——
省委×××书记：
我向您提供两个信息。
×××这个廉政典型是假的。最近，×××、×××等去他家里，他大发牢骚，谩骂省委领导不让他当省委副书记，连纪检书记也不让当……。可见他有野心。如果不注意，省委再把这个典型旗帜举下去，就更被动了。
另外，群众反映，×××属于省里硬吹起来的典型。报上发表的文章有些是假的，比如他儿子酒后开车轧死人逃跑，报上登他根本不管并希望重判，而实际上他曾找×××、×××地市领导说情。以至只判两年的儿子，在服刑期间，当上了检察分院的检察官，戴着国徽、领章去执行案子，抓别人。这种罪犯办案的奇事，在旧社会也不多见！
保定：×××、×××
1990年3月13日
这篇内参情况反映的笔者，终于还是没敢署上真名实姓。
内参用笔名的做法，记者是很理解的。他既要向组织反映情况，又不愿受害，就只有采用匿名信的形式，谁能说对不对呢！因为个别地市政治生活还没达到那种光明磊落的程度。
刘建军事后对记者说：“匿名信，并不是不可以，但没有理由定‘利用他人名字’。我没有利用他人名字。写信的目的是提醒省委领导。有人持反对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应当说是可贵的。凡有一点水平的领导都应当反思一下，树的这个典型还有什么不足，报也登了，电视也上了，河北不少刊物的封面都登了他的大照片，甚至第一篇文章也都是他的，这也该适可而止，收敛收敛了。假剧当真剧演，时间长了总要演出丑来的。假的总是假的，雪总是要化的，雪地里埋孩子总是要露出来的。”
“内参”寄出去以后，刘建军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发表。有着官场经验的刘建军知道，这种文官死谏的壮举，如果石沉大海，那就可能干砸了。
刘建军家的房子，不是很宽敞，因为他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他家也没有什么贵重的家具，可是那闪闪的夜灯却经常把一些清水衙门里的人召集在一起，大伙都愿意到他家里来说说话，反正只要露不了口风就可以了。刘建军这封信一直没有发表，那些帮他出过主意的朋友都操心地走上门来。
有人对他说：“怎么样啊！建军，没事吧，内参石沉大海，这可不是好苗头！”
也有人对他说：“我们都为你提心吊胆地害怕，因为你触到政治。这家伙，政治可是个肺管子。人家认为他是政治上的掌上明珠，我们却说他是假的。这可是个尖锐的矛盾。看来你这个芝麻官同省委领导的认识拉开了距离。这可不是一般的距离。文革中不是有句话吗，撕张有照片的纸，上上纲就可以让你死。”
大家都担心，就怕出事儿。
刘建军也很担心。他毕竟辛辛苦苦地在工作岗位上耕耘了几十年，才有现在这个位置。即使他不珍惜这个位置，也应该珍惜他的年华。他可不是梁山好汉呀！
我们采访刘建军的时候问他，当时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是害怕呢，还是有别的想法呢？
刘建军说：“我已经是个大老爷们，在官场也有一定的经验了。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虽然有几分害怕，可是那种怒火比害怕的成分要多些。”
“中国自古至今，总是有公理的。比方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我给省里写信的时候，正好电视台在播放《杨乃武与小白菜》，整个地区只要到电视播出的时间，街上竟显得很萧条。我害怕挨整，就越发爱看《杨乃武与小白菜》。
“虽然我不办案，但我知道一般案子并不会有我的官司重。我相信我的这封信，大概不仅只是触及了一个人的利益，而是触及了有权人的肺管子，大大地伤害了人家的面子。越是当大官的，面子越值钱。因为树一个廉政典型如果是腐败典型，那他自己也没法给自己交待，在全省也太丢面子了！”
我们问刘建军：“你当时准备怎么办呢？”
刘建军说：“当时我想，历史上许多清官秀才，都没有个好下场。屈原被流放，李白被罢官，柳宗元的下场也是很惨的。我虽比不起他们，但道理是一样的。在那些日子里，我一边看杨乃武，一边默念着他在狱中写的两句诗。一种不祥之感罩在心头。
“我经常看看满天的寒星，心想，人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千古流传的故事能够吸引这么多现代老百姓的心？原因也就是杨乃武他冤得深，冤得沉，九死一生。他的冤，涉及到官场的腐败。
“尽管大多数人没有登过官场，但是人们愿意看看官场是怎么腐败。我想，我可比不得杨乃武。坐了监，大概经不得几次大堂就气死了。不过死得也值。江总书记反复说反腐败，说如果腐败下去，共产党会丧失人心。那么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人民和党吧！
“我当时心里想，一个干部子女犯了法，不但没有坐监狱，没有关起来，还当上了检察官。他骑着摩托车、坐着警车、戴着BP机到处去抓人，甭说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是在封建社会也不行。一个犯了罪的人怎么能当差去抓别人呢！”
刘建军是这么说的，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可是没多久，灾难就劈头盖脸地击到他的头上，像炸雷，像狂风，使他几乎没法应付了。
第二章 官场风波
纪委领导找他谈话说：“他的许多做法确实不是清正廉洁，你却要伸着脖子让人砍。作为我们也是有倾向性的，不处分你是不行的，否则，别人就不干。”
刘建军捧着上级下达的“处分决定”，年龄、学历、党龄、工龄都被改过了，这份处理决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重大失误？故意还是无意？
一、兴师问罪
刘建军忐忑不安。他由3月13日艰辛地熬到7月7日。
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他感到这不是人受的滋味，只觉得天地都好像没有了。
因为社会上已经有人传说，刘建军可能惹了麻烦，过去熟悉他的那些朋友也不来了，工作也无法干了。
而且他已经得到某种可怕的信息。据说一位地区领导给另一位地区领导打招呼：建军给弄了一个麻烦。官场上的词汇不太丰富，但很含蓄；只要说明是弄了个麻烦，那麻烦可就大了。
“什么麻烦？”
“刘建军写信反映××廉政典型是假的，公安厅来侦查了。就这么一封信，调了不少干部档案查笔体。公安厅人来了两次反复侦查。”
刘建军虽然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听到这只言片语，心里也直犯嘀咕。因为他毕竟做过多年党的工作，在政治上还是很敏感的。他想，这回捅了马蜂窝了。他感到大祸要临头了！
事过不久，一天清晨，正是满天红霞映孤舟的时候，刘建军埋着头，脚步沉重地往机关走。他边走边想：或许事情已经过去了，怎么这两天又无声无息了呢？
他也为上书后受到的冷落和压力感到后悔，心想，如果是在此时此刻，没准就不写信了。些啥信呢？一个人只有一口气。这口气，只喘个七八十年，数着指头过，也没多少个日月。去他妈的，混一天少一天算啦！
他心里这么想着，木然地从办公室拿了资料，想再看一看国家大事。
刘建军正拿着资料往楼上走，突然有人把他喊住了。刘建军转抬头一看，只见在楼梯口站了好几个人。他们是那么陌生，而且脸上清清楚楚地露出一种扭曲了的可怕的严肃。个别人的严肃中，还明显地透着一种杀气。
一个陌生人对刘建军说：“请你把你儿子、闺女、老婆过去写过的文字找出来，我们要用一下！”
刘建军顿时觉得头顶响了一个炸雷。他明白了，一定是基本定了调，再进一步找证据。他前几天听到的信儿弄准确了。人家人多势众，看来头，不亚于对待一个反革命分子。
由于从未经历过这么一种场面，刘建军一时不知所措，心里头，那盐儿、酱儿、油儿，都溶到了一起，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他简直傻了，心想，还要查什么呢，这件事情是我做的。我做我当，牵扯我的儿子闺女和老婆干什么！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嘛！
但同时他的心中也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他想，怎么……一级政府的政治真的这么软弱吗？软弱到连一封信都经受不起！
刘建军咬了咬牙，定了定神，走上了楼梯。他觉得他走上楼梯时的劲头挺足，因为他不能仰视他们，必须平起平立。
他走上楼之后，觉得个头跟那些人一般高了，才喘了口气，跟几个来人说：“你们要找我儿子、女儿、老婆的文字做什么，要找就找我好了。”
其中一个人对他说，我们调查了20多个县级干部，查这个材料到底是谁写的，但是暂时找不着。这封信落款显然是瞎编的。我们准备把笔迹拿到上边去检查，证实一下三月份你常用的是不是这种墨水。
刘建军听到这里，火就不打一处来，决心豁出去了。他想，他们花这么大的功夫维护那个金脸面，这种认真劲好像比研究改革还要认真，那么老百姓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呢？
文革十年，弄得比人家落后几十年。90年代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劲地提倡改革开放，但如果腐败不除，改革开放能顺利吗，还有什么意义？想到这里，他的勇气来了。
中午，他没有回家，来到一直关心他的一位老市委书记家里，把经过给他说了一遍。
老市委书记叫郗光，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是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县委书记，解放后就是厅级干部，也曾被组织委屈多年，但在群众中颇有威望。
这位老革命语重心长地说：“战争年代牺牲生命算烈士。和平时期为国为民着想的人，有时会一时倒霉，可这也算牺牲。能够做出这种牺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县委书记，也是值得的。”
他的爱人和孩子们早已听到了消息。他爱人是个老实人，从年轻时就生生死死跟着丈夫。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为了刘建军的工作她牺牲了青春。因为刘建军当县委书记时，忙得回不了家，县委书记的太太并不幸福，年年日日守着家，操持着家务，忙忙碌碌，却毫无怨言，把累活苦事当作了做女人的骄傲。可如今，丈夫好不容易回到身边来了，怎么就犯了错误？
开始，刘建军的老伴吓得不得了，后来问了丈夫之后，这位软弱的女子突然坚强起来。
她相信，丈夫是个县委书记，是个有头有脑的人，所做的事，一定是为老百姓着想的。
不就是写了封信吗？
她对刘建军始终是支持的。她看刘建军心情不好，说：“建军，吃点东西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刘建军睁开眼睛看看老伴，一把握住了她那双操劳的手，说：“事情不好了！”
接着，刘建军就把找家属查字迹的事儿说了一遍。
老伴说：“查就查吧！什么了不起的？难道还要砍脑袋！”
她这么一说，刘建军更伤心了。他一边把泪水往肚子里咽，一边像酒鬼似的，一个劲儿地往肚子里灌酒。
二、官官不相护
第二天下午，有人来通知刘建军，说纪委找他谈话。
刘建军找到了这个部门的领导，领导倒是很直爽地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我们是应该有倾向性的。×××许多做法确实不是清正廉洁，可你刘建军为什么伸着脖子让别人砍一刀呢？多少人都知道这事内情，却没有人去说，你为什么偏去说？”
刘建军在这个时候听到这种话，是很感激的。他想，这位领导的态度，比他预想的要好得多。最起码，没有为了他的写信告状而恨他惹事儿。
这位领导很深沉地一笑，官场经验十足地告诉他说：“不处分你，人家×××也不干，×××要求退党和辞职就不好办了。人家已经是典型了。你这家伙打击先进，分裂省委，栽赃陷害诬告他人。这些罪名都定下来了，肯定是要处分你的。可是我们可以以基层领导的意见给你上诉，为你说清。”
刘建军侧着耳朵细听领导的一言一语，觉得这番话已经十分难得了。
待领导说完了，刘建军才十分诚恳地说：“你们看着办吧。我依靠组织，依靠上级。但如果作为个人恩怨来处分我，我肯定是要做个人斗争的。”
那位领导拍了拍刘建军的肩膀说：“建军，你怎么这样幼稚？到了这样地步了，你还不明白，一处分，你奋斗什么？胳膊能拧过大腿？况且，这不是我们几个人能定的；地区是派出机关，服从省里。着你不懂？”
“是上级组织定的，还是上级某个人定的？”刘建军问。
“上级主要领导定的。你说是个人定的，还是组织定的？在这个问题上，个人和组织是一回事儿！”
“党的检查工作条例有规定，不能个人决定对党员的处分。”刘建军据理相争。
“一个主要头头说了，你说管用不管用，算数不算数。好了，我不能说太多的话了。事后，咱们再交换意见吧！”他瞅着刘建军，满脸的惋惜。
7月10日，刘建军又听到一个消息说，地委拿出了个较轻的处理意见。大家说，无论如何不能开除刘建军的党籍。就这么一件事，就是真的算他写匿名信诬告，也不能开除党籍呀，可以说服教育嘛！因为党内的纪律是允许提出相反意见的。
刘建军片言碎语地听到这些话，感到心里很宽慰。他对地委抱了很大希望，因为地委有人认为这是“党内”问题。
事情拖到了7月15日，有人开始找刘建军谈话。可这时的谈话，已不是和风细雨了，刘建军吃惊地意识到，上面有人要往死里整他了。
一些好心人也告诉刘建军说：“你怎么傻了似的？你还不快往上申诉！往上告！你相信这里的领导，可这里的领导并不相信你呀！你靠组织里的同志为你打抱不平，能打抱多少？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你说一句公平话都可能变成同案犯！这你该明白。”
一些对党内工作很有经验的同志对刘建军说，根据党内工作的经验，许多决定在形成以前，怎么改都行，一旦形成决议，再改可就难了，错案也难翻了。
一贯忠厚纯正的刘建军，这才感到自己像是一只被提到刀案上的鸡，孤立无援。他必须拼命挣扎一下了。
地委的大院，刘建军是经常进去的，可他并不知道头头们的具体房间在哪里。因为他不愿到上级领导跟前去表现自己。他保留着50年代党的优良传统。但是为了这个处理决定，他只有硬着头皮进出地委大院里大官小官的办公室了。
三、官场“踢球”记
地委的大院，建在河北省保定市的中心地区。它是一幢普通砖瓦盖起来的楼房。外面围着一道很普通的围墙。
深秋的暮日之下，这道围墙显得那么高大莫测。
刘建军先找到地委一位负责人。
乍一见这位负责人，刘建军还是客客气气，上下级分明，一副愚夫子的派头。
可是这位负责人显然已经不再把刘建军当做一位处级干部看了。
他冷冷地接待了诚挚的刘建军。
他说：“7月27日就要宣布对你的处理决定，现在你来找我，不是给我出难题吗？你这案子弄得挺大的，牵扯到省里。你给省里写信，好家伙，你胆子够大的。你反映的这个人，本来在省委内部常委中就有争议。你说他不行，他们还有人说行，你跳进这种矛盾的漩涡里，还有你的好结果吗？实际上你不反映，争议之中也会有一个平等结果的。这下人家抓住了把柄，倒不好争了，你呀，何苦撞到这架网里去呢？你在权力之争中去寻找真理，这不是多是吗？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了。你找我也没有用；我对你说句实话，找谁也没用了。”
刘建军苦恼地说：“我总不能在7月27日宣布处理我的决定之后再来找你吧？我既然听到风声，就有权利反驳，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这位领导人说：“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检讨，而且检讨时要虚心，要认真，要沉痛，争取从宽处理。这样，你才可以给自己留下一个站起来的机会。你要求不处理你，现在看来那是不可能的。”
刘建军不服气地说：“我为什么要以假当真呢，我为什么要按照指鹿为马的道路走呢！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我这把年纪了，为党工作了这么多年，没出过差错，难道说了点儿真话就要一棒子把我砸死不成吗？”
这位领导人流露出一些同情的表情来。
他挠了挠有些斑白的头发说：“这样处理了你，我们也是很不情愿的，可是不情愿有什么办法呢！保定地委是一级派出机构，我们只能下级服从上级。我们就是替你抗诉也抗不了呀！”
他还反复地告诫刘建军说：“你看开了点吧，像你这样倔强的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过几天有人会正式地找你谈话，你什么人也不用找了。”
刘建军说：“我不是驳您的面子。我想，那可不行。党还在，人民群众还在，我为什么不要求公道呢，天还没黑吧！”
这位领导吃惊地摆摆手说：“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下去了。像你这种直爽的人，我相信由此下去，还会惹更大麻烦的！”
这位领导对刘建军的执迷不悟越来越不耐烦。他站起身，眯着眼，久久打量着刘建军，意思是送客了。
刘建军也知道，他不能再坐下去了。如果这样坐下去，他会少一个朋友，多一个敌人。因为再僵持下去，就要触及个人利益了。
他有些苦涩地也站了起来，说：“我也该走了。”
刘建军从那里走出来时，外面的天空阴沉了下来，下着小雨。
他在雨里淋着，孤独地站着，一直站到双腿有些麻木。
他感到不解，他为之工作了几十年的党，真的会不要他了，到了近50，要开除他了？
为了什么，为了他对党的忠贞？
不行！我刘建军不能这样窝囊，要告到底！
人世间的不公平是最大的悲剧。刘建军那纯朴微黑的脸上，淌出两道细细的泪。
刘建军走回家以后，把平常穿的布鞋脱掉了，换上了一双新的登山鞋。这种运动鞋最耐磨、最适合走长路。
他想，这下可是要进行新长征了。因为地委大院虽然不大，但他可能还要跑到省委大院、北京大院什么的。没有双结实的鞋，首先在勇气上就打了个败仗。他还找出一套新衣服。
刘建军换鞋换新衣服使他的老伴很吃惊。
他是个朴素的县委书记。穿新鞋、戴新帽的事，在他身上实属稀罕事。
于是，老伴跌跌撞撞地走到刘建军的跟前说：“建军，你可不要往坏处想啊。天无绝人之路，即使你丢了乌纱帽，没有了饭碗了，还有我呢；咱们的孩子也已经成人了，养也能养得起你。”
刘建军听出老伴误以为他要寻短见，他拍了拍老伴的肩膀说：“我不会自杀的，你放心吧。”
第二天一大早，刘建军蹬上运动鞋，又找到地委大院。这次他径直找到了地委的另一位领导。
有句俗话说：“小鬼难缠，阎王好见。”当然这句话是没分寸的，不过刘建军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他见到的这位领导和颜悦色，绝对不像楼梯上碰到的那一拨人。
领导请刘建军坐下以后，对他说：“你喝点水吧，我看你的嘴唇都干了。”
听了这话后，刘建军感到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
他这时才体会到中医所说的血脉贯通是怎么一回事了。人的血脉看来功能是不小的。刘建军的勇气顿时上来了，他一五一十地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冤屈。
这位领导温和地笑了笑说：“处理你是肯定的了。如果不处理你，我们的工作没法进行，下一步就没有出路。如今只能处理你。你要从全局考虑，替我们的工作也想一想。你工作不错，各方面表现也不错，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你办得绝对错了。处理了你，你也不要觉得没脸见人，或者感到有一种自卑啊，过一段时间会适应的。等过个两年三年，你可以来找我，我随时都可以接待你，我什么工作都可以停下来接待你，我给你任新职务。过一两年以后咱们再看看。我不许愿。党的政策是给出路，不是一棍子把你打死。”
这位领导人说了些很原则的话，也算是宽慰的话。
虽然是宽慰，但是，刘建军知道，他又失败了。虽然对方很和蔼，可和蔼的后面，依然是要她蒙冤受屈。
人家不来保护他，只是指给他一线光明，两三年以后再说。
刘建军说：“我不希望你对我许愿。我希望解决问题。我为党工作30多年，当县级干部也有几个春秋，我素熟悉的老百姓不只上千上万。这个消息若是传到那里，所有的老百姓都会说，刘建军犯错误了，而我这个县委书记，虽然官不大，老百姓的印象可不坏，你可以去了解。处理错了我，影响太坏。我的儿女们也会在单位里抬不起头来。我并不相信领导许的愿会成为现实，文革就是教训。在我们这个国家把人打下去容易，能够再站起来的不多！”
这位领导说：“事实已经形成了。建军，你还真不能想这么多。再说，我还有个会，以后再谈吧！”
刘建军说：“那么好吧，您忙。我在大院里再走走。”
这位领导说：“建军，我劝你回去吧。解决问题的路子，不在这个大院里。不知你明白不明白我的话？”
刘建军绝不是木头脑袋。他也知道应当找省委大院。刘建军绝不会就此罢休。他的牛劲儿上来了。他想，既然人人都说他冤枉，那么，他就更不能不了了之。他穿着登山运动鞋继续到处找。
他又找到第二个领导，这位领导是最了解他的工作的。
在办公室里，刘建军疲劳地坐在椅子上。
曙光透过窗玻璃映到办公桌上，刘建军双目死死盯着这桌面上的曙光，心里无限悲伤。
他想起每朝每日他在办公桌前度过的工作情景。
不管这官场是如何的复杂，但是他的官场生活是问心无愧的。
他每天趴在桌子上写他所喜爱的文学作品，接他朋友的电话，为一级组织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他都是秉公办事。他甚至感到，当阳光照到他眼前的时候，他没有觉得黑暗的可怕。可是当阳光一旦失去，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于社会的汪洋大海里的时候，那滋味真是苦海孤舟啊。
第二位领导大概见他呆呆的样子，很为他担心，便说：“坦率地讲，你很能干，我们大家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你过去又给省、地主要领导同志当过秘书，也有工作经验。可是，你这事弄得很被动。你工作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你闲着没事写什么字呀？这个字是你写的吗？我真的不相信，你竟然没有这种党内工作经验。经过公安技术部门的检验，信就是你写的，你反驳也没有用，对抗也没有用，只能往下看看有什么事再说。这个事嘛你看开一点，天无绝人之路嘛！面对这么好的改革年代，你还有路可走，经商，下海，就是独木行舟，像你这种工作能力的人还是有出路的。”
这位领导说了一些安慰和贴心的话，然而这种贴心和理解只不过是一种官场客套，就是让人忍气吞声、忍辱负重。
刘建军心想，既然已经丢掉了乌纱帽，也就丢掉了官场上的情谊和关系，好歹做个崭新的人吧！
他还是要奔走呼号，争取一个相对公平点的处理，至少他不能被开除党籍。他把党当作母亲，母亲错打了儿子，还能再把儿子推出家门吗？血肉相连啊！
他告别了这位领导以后，心事重重地下楼来。
登山运动鞋的牛筋底在台阶上发出“口客口客”的响声，仿佛对他是一种无言的鼓励，然而也把一种刺痛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
组织对他的处理决定很快就要下达了。刘建军依然满怀希望地在大院里徘徊过来徘徊过去。他又找到组织部、纪检委，可是他都碰了钉子，人家说这是党的纪律。并且问他，党内对你还没有调查，公安调查了，你怎么知道的？！看来不但不准备在党内为他申冤，而且要从“密”的角度追查“同党”。
刘建军心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决不能让他们搞冤狱、文字狱，搞株连。
刘建军是条硬汉子，不愿意连累别人，不愿意把别的朋友也给牵扯进去。
他说：“我是有耳朵的人，会打听的，我什么话也不能对你们说，我只能把委屈往肚子里咽。现在我明白了，纯洁的党性一旦被别人当作整人的工具，那是很可怕的，也是很可悲的。”
刘建军在大院里整整地转了七天。屈指数来，他进了40几次领导的门儿，大概走了几百里路。
7月26日晚上，刘建军满腹辛酸地脱下了登山运动鞋。
他想，穿着这双鞋如果能跑下他的官司来，这双鞋算替他立了大功。可惜，遇到的都是同情，仅仅是同情而已。
他不禁想起了京剧《七品芝麻官》。《七品芝麻官》是一部喜剧，他可以把人间的酸甜苦辣作为一种喜剧效果给予观众，而作为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喜剧效果的。此时，刘建军的心里几乎被官场的圆滑和冷漠给摧毁了。
他同那七品芝麻官的艺术形象决无相似之处。他对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感到绝望了。
四、处分决定下达之后
7月27日，对于刘建军来说，是个可怕的日子，是个耻辱的日子，也是个冤屈的日子。
组织上找到了刘建军，阵容强大，有组织部、纪检委的县级干部五六个人。
一圈人把他围了起来开始谈话。那种气氛使刘建军深感惊讶。
这使他想到战争年代的肃反扩大化，许多红军优秀战士和干部被自己人押着走到了大雪弥漫的黄土坡上，几声枪响后，他们就应声倒下了。
共产党内部不正常斗争的后果，往往是国民党反动派们做不到的。
这使他想起了美国高级特工机关对江青所做出的评判。
曾经有一位间谍官员这么说过，江青所做出的“贡献”，远远地超过了国民党的几个军几个旅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内部整共产党，才能取得一个轰炸的效果。他把一些老元帅老将军统统地置于了死地。
想到这里，刘建军满面哀伤地面对着五六个县级干部，倾听他们代表组织作出的决定。
组织对刘建军简直“重视”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好像把刘建军处理了，组织就纯洁了。过去组织内的一切不尽人意之处，都是因为有刘建军在的原因。可刘建军想，整我，开除我，标志着党内不存在腐败吗？否，正标志着反腐败有时要付出代价！
他想：腐败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不但会毁灭一个党，而且会毁灭一个民族的信念。他甚至颇有点悲壮地想：如果为了这件事情使自己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或者牺牲品，那也是死得值啊。他甚至想到了被枪毙。
来人找刘建军谈话，语言尖刻，口气坚决。刘建军知道跟他们争论是毫无用处的，只能就事说事。
他说：“尽管你们是传达处理决定的，但是还应慎重一点。对我做出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决定，你们心里不愧吗？你们起码连调查一下都没有，你们找过证人吗？起码你们还得问问我啊！”
来人向刘建军解释说，这种调查不是他们的事，他们只是奉命而来。
他们当着刘建军的面宣读了《中共保定地区纪委关于刘建军所犯诬告他人错误的处分决定》——
刘建军，男，现年44岁，中学文化，1959年6月参加工作，197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衡水地委机关工作，1986年4月调保定地委任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12月免去副主任职务，1988年2月调唐县任县委副书记，1989年8月调地区轻纺公司任副经理，现工资122元。
错误事实：
1990年3月13日，刘建军以匿名信向省委领导同志诬告××地委书记×××同志。说×××同志“大骂省委，说省委常委没有通过他当省委副书记，连纪检书记也不让当……”他还说×××同志讲过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屁股不干净”、“是绊脚石，什么也干不了”、“书生气”等，还到处说：“三年内代替省委一把手，这是历史的潮流，不可挡。”
经查证，匿名信反映×××同志的问题不存在，确系刘建军所为。
刘建军捏造事实、栽赃陷害×××同志，挑拨省委领导内部关系，分裂省委领导，给省委领导和×××同志造成了很坏影响，错误性质严重。为严肃党纪、教育本人，经地纪委研究决定，报请地委研究同意，给予刘建军开除党籍处分，建议行政撤销其地区轻纺公司副经理职务，工资由122元降为97元。
1990年7月7日
“你在上面签个字吧。”来人说。
刘建军说：“我思考已久了。这个名我不能签。”
和刘建军谈话的人说：“那么，你也应该看一看决定，心里有点数。”
刘建军捧起“处分决定”，两只手抖了起来。他发现，在处分决定中，从他的学历到年龄，从党龄到参加工作的年限全是改了的。学历写低了，年龄写大了，工作年限写少了，党龄写短了。
他明白了，他已无理可讲。他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出话来了。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许多人都目瞪口呆地、气恨恨地、却又狐疑地盯住了刘建军。
刘建军说：“你们别怕，我刘建军不会装疯卖傻的。我不会疯。你们这么处理这件事，看来我要做一个当代杨乃武了。”
来人又很不耐烦地打开了处分决定文件说：“签个字就算了，这是程序。”
刘建军说：“我不能签。”
“不签不行，你不签字，什么时候都不是个完。你不是难为我们吗？我们是具体工作人员，你不签字，我们怎么交差！”
“你们为什么不调查，除了有现场录音，我还有两个证人呢。”
“现在调查还有人信吗，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人家可以说你找了假证人。”
“那怎么行呢，我现在做假证不是自投罗网吗？你们可以调查嘛。”
“处分通知已经下来了，你就签个字吧！可以签不同意见，我们也给你打印在正文后边。”
刘建军望着来人的面孔，像读书一样，一张一张地审视着。他看到了执行者的无奈。他们如果完不成任务，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他，关键还可能因执行处分决定不力使官位受到影响。
刘建军只好含着眼泪签上了五条不同意见。他是这样写的——
我不同意这个处分决定：
一、反映×××的其他问题应当与×××对省领导不满这两件事同时查清处理，如果×××不承认对省委不满，就认定我是诬告，这是片面的。因为调查是在反映信已转到被反映人手中之后才进行的。
二、虽然没有署真名，但反映的问题都是有根据的。既有当事人录音，又有旁证（二人），只是组织上没有对证人调查。
三、我反映×××的信，没有说他有经济问题、作风问题，没有贴小字报或向外扩散。×××既没有为这封信受到职务和党纪影响，我的信又是写给省委主要领导的，翻开全国的类似反映信，没有处分这么重的，按反坐看，我的处分已超过“反坐”一百倍。
四、处分决定上所使用的分析和形容词过甚过激，如：“他分裂省委”、“挑拨领导关系”等，帽子过大。因为×××不是省委主要成员，他不代表省委或省委的一部分。
五、处理党员的原则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我认为，由于事实不清，证据不扎实，定性不准确，是事实，还是失实，是误告，还是诬告？没有充分理由定性为诬告。
刘建军
1990年7月27日
刘建军说：“我有我的证人，我有录音，难道录音也不能作为证据？我希望组织调查我和我的证人。我坚决不同意这种处分。”
字签了以后，那些人无可奈何地把意见夹到处分决定里，和气地说：“那你就保留你的意见吧。你能够签一个字，怎么签都行吧。签了就好，免得我们挨批评，说我们违反程序！”
刘建军后来曾听说，当他签完字离开办公室后，那些干纪检的同志们都议论纷纷，这个说：“定不住，早晚得翻！”那个说：“过去可没有这么干过！”
天真的刘建军哪里知道，他签字的时候，处分已经形成了20天了。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而53年之后的这天，刘建军却遭遇了一个“七七事件”，虽然两件事不能相比，但人们为了为了好记，都习惯地把刘建军受的冤屈说成“七七事件”。
第三章 漫漫上访路
他抱着希望来到省委洗清冤屈，可是希望瞬间变成了巨大的失望。省委把他推给组织部，组织部让他去找纪检委……
常委说：“我已问过×书记，×书记说不要介入这个事情。”作为一级办事机构，不介入此事是否其中另有隐情？
一、天真的政客
刘建军回家倒头睡足一觉。
那时候，他几乎绝食了。饭已经四顿没有吃了，但是他并没感到饿。第二天他来到了省委大院。
庄严的省委大院，刘建军平时很少来，但只要进入，那一定是为了某种信息的传达或是奉召进入。
他走进去的时候，感到仿佛五脏六腑都在烈火中煎熬。
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热忱，为了某种事业付出了大半辈子，如今却遭抛弃，他怎能平静？他怎能不产生出那难以诉说的悲凉和愤怒？
他不知怎样走入的省委大院，又都见了一些什么人。
几经打听以后，他找到了省纪委的一个办公室。
工作人员让他填表，他认真地填了一个表。
接待他的是控申室里的一位主任。这位控申室主任是位女同志。她对桌是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正满腔热情地工作着。
大概控申室是不怎么太接触外界的人，刘建军走进去的时候，他们几乎同时问：“你找谁呀？”
刘建军说：“我是保定轻纺局的副局长。”照刘建军看来，任何职务现在都不再属于他了。因而，他说出自己的官衔的时候，是那样的珍惜，又是那样的空虚。
刘建军轻轻地坐下了，把手提包往地下一搁，就开始陈述起他的冤情来。
已经陈述了千百遍的委屈，对于刘建军来说已是倒背如流了，并且还能够抑扬顿挫，标点符号都能听得十分准确。
陈述完了以后，出乎刘建军的意料之外，人家态度很好。
那位女同志说：“你的事情怎会到这一步呢？这个案子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经手，也没有审理。你这个申诉我们接受了。”她说得很果断。
那个小伙子说：“这个事好办，又没有经过什么程序，什么手续都没有，也没有调查，怎么就处理了呢！怎么让人信服呢？这也太简单了，我们接受了。你明天再来一下，我们把你今天交来的材料给领导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再通知你。”
刘建军听了这两人的话很高兴，感到这两个比他年龄小很多的人却比他的亲人还亲，他大声地说：“感谢呀感谢！”
他轻轻退出了房间，把登山运动鞋声降到了最小，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这个空空荡荡的大楼。
他心里想，看来这个事情某个人定调不行，靠组织还是能够解决的。一个人总不能代替组织。如果让组织了解了自己，组织出面来办这件事情，或许他的冤屈会很快地翻案的。
他重新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力量。
是啊，有党在，就有公道，就有说理的地方。
刘建军感到他有了申冤的地方，他细细地考虑起来。他想到了对他的处分决定，从工龄到入党的时间，还有文化程度，都给变了。打人也不能打得如此狠毒和卑鄙吧。想到人家控申室对他的许诺，他打算明天再一次把这段冤屈彻底说一遍。
这天晚上，刘建军住在军队招待所睡了个好觉。第二天一早他就爬起来了，轻轻走到镜子跟前，把头发梳了梳。
头发已经被尘土粘成一缕一缕的，他用梳子轻轻地梳理开，然后用香皂格外仔细地洗了洗脸。
刘建军是个很爱整洁的人，他特别害怕臭气。
刘建军踩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步子离开了军队招待所。
刘建军来到了省委大院，虽然他对省委大院不是很熟悉，可是控申室的大门他记得特别死。
来得太早了，别人没有上班。他在走廊里缩着身子站着，这才意识到还没有吃早饭。他两只手插在口袋里，来回地踱着步子，眼巴巴地等着人家来上班。
转眼，他看见昨天那个接待他的小伙子手中拿着油条来上班了。小伙子左手拿着油条，右手端着一碗豆浆。刘建军马上高兴地迎上去，诚心诚意地说：“我帮你拿着吧。”
那个小伙子就像不认识他一样，没有搭理他，更没有说话。
刘建军一愣，不由从心底升起一团疑雾。他紧步跟着这个小伙子，以为他睡了一觉把自己忘记了。他又凑上去客气地说：“同志呀，还没有吃早饭吧？”
这时候，刘建军不能不想起他当县委书记那阵子，老百姓围着他问他说：“书记呀，你还没吃早饭啦？”刘建军总是回过头和蔼可亲地跟他们说：“你们吃了吗？”他多么希望这句话在这个节骨眼上能够听到，因为他已经说了半生了。可是，眼下没有人跟他这么说。
小伙子只是用鼻子哼了一下，依然没有搭理他，而且加快了动作搞卫生。好像他是一个可怕的影子，想立刻甩掉他。
当小伙子郑重其事地坐在办公椅上的时候，依然对刘建军表现得非常冷淡。
这时，已经能够陆陆续续走进了几个办公人员，包括那个女同志。
他们都不和刘建军说案子的事。
刘建军感到了气氛压抑，同时自卑地想，他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影子，人家希望他尽快地消失。
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不是一个影子，也不是幽灵。
他是满怀着冤屈和信任来的，并在昨晚的电话里与老伴吹了半天控申室的权力和正直。
眼下，刘建军心中的希望很快变成了失望。
他望了望那个小伙子说：“我想再说一下我的事。”
小伙子抬起头来说：“你这事情比较麻烦。这是领导交办的。我们这个机构也没法弄这个事情。你要找呢，是不是找一找领导，或者找找组织部，或者找找省里的一把手。你千万别说见到我们了。昨天我们说的话都不算数，那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刘建军心里想：“年轻人啊，你说得真轻巧，一会儿说找组织部，一会儿说找省委的一把手，可我能进得去门吗？我走进你们这个衙门口来了，为什么没有一句答复的话？”
屋子里的人显然有些心愧，却又不愿意多说，只是冷漠地用眼睛偷偷瞅着刘建军。屋里安静得掉一根针也听得到。
刘建军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有点经不住昨日的巨大希望和今日的巨大失望的反差。他仍然希望他的控诉能够打动这些人的心，起码能够引起这些人的正义感。
可是屋里静静的，他所看到的是一排排明亮的办公桌，彩色电话机和低下去的黑黝黝的头。谁都不愿把脸对着他，谁都不愿再接茬。
权大于法、私大于公啊！
一级组织如果被这种可怕的势力包围，那将会怎么样呢？
这时候的刘建军忽然明白了，他自己只能算是一个纯真的孩子。他那所谓的官场经验是远远不够应付现实的，差得太多了。他需要拼搏，需要挣扎，甚至需要捧出他晚年的生命才能够争得一线希望。
二、这里只有同情没有勇气
他又找到省纪委的秘书办公室。一进屋就大声问：“哪位是常委秘书啊？”他的声音非常洪亮，而且气度不凡，使得一位秘书立刻站起身来说：“我，我就是。您是什么地方的？”
刘建军说：“我是保定来的。”
这个秘书大吃一惊，上上下下打量着刘建军说：“哦，你是不是刘建军啊？”
刘建军说：“是，你怎么知道是我呢？”
另外的一个人突然笑了起来，说：“你写了那么多材料，我们天天都能接到，怎么能不知道呢？你写的都是一个内容，不要老写了。”
刘建军说：“就这一个内容，没有解决，我只好光写这一个内容。”秘书们都静静地瞧着他，好像在看一件出土文物。
刘建军说：“那么大概都知道了整个情况，我也就不必再叙述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党有党纪，一切都是有程序的。就因为我说了这么一句真话，就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了，这怎么能行呢！好在我也是个处级干部，我也为党工作了几十年，说句不中听的话，打发黑奴，也不能这么绝情断义。”
一位同志接下来说：“如果说别的吧，可能看法不同，可是处分决定把你的年龄、党龄、学历、参加工作时间写错了，确实有点不像话，太不严肃了。”
刘建军惨惨地笑着说：“就是要枪毙我，也要验明正身，我哪年出生就是哪年出生，总不能因为我有罪，岁数也给我加了两岁。即使在旧社会，也不能怎样做呀。最可恨的是，他们连我的党龄也改了，大学毕业也给写成初中。这可与我的错误无关啊！这真是欺负人欺负得太离谱了！”
刘建军气愤地说出这些话以后，办公室静了下来，看来这些人对他很同情。
有一位秘书说：“别的我们不管，起码你这个年龄和党龄、学历应该再改过来。人嘛，应该有做人的权利。其他的我们管不了，你最好找一下组织部。组织部，他们是参加处理过这个事情的。”
刘建军说：“那么不要踢球了。党纪处分，组织部怎能参加呢？应该是纪检委呀！”
一个秘书说：“那就找找×××，他是组织部的部长，部长总是有权力的。”
刘建军说：“那好吧，我希望你们把决定改过来。你们当不了家，应当让主要领导知道，向他们汇报、递材料。”
“这个当然！”几位秘书点头应允，并答应把他的年龄给改过来。
刘建军从大门里走出来，四下里打听组织部负责人在哪儿。
但他知道，组织部长的门是很难进的。
于是他找了个熟人。这位熟人胆子大，很仗义。
熟人帮他先找到了组织部长×××的秘书。
见了秘书以后，刘建军又原话照说一遍。他觉得太疲劳了。
那位秘书说：“看来，你的心太沉重了，讲话已经结结巴巴了。这样吧，你有没有材料？”
刘建军说：“有材料。”
秘书说：“材料先放在这里。我也知道这件事情，我很同情。”
只因为这个同情，刘建军就无限感激了。他坐等着部长的到来。
刘建军终于等到部长来上班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他马上冲将上去。
他正要道出委屈，部长突然打断他的话说：“这件事纪委处理了，你最好去找一下纪检委。”
部长说话和气，找不出任何毛病。
可是，又把球踢回去了。
刘建军想，找纪检委肯定也是这个态度，他还找个什么劲呢！他们说一句话，就把原则当球踢了出去，而每当他们多踢一次，都使他多增加一份难以描述的失望。
他脸上挂着一层厚厚的灰，同时眼里闪烁着一种近似疯子一样的傻笑。他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离开了组织部。
他决定去找省委主要领导。
第一位领导出乎意料地热情接待了他，听了他的陈述，再三地重复说：“这件事怎么能够处分你呢？不过我的确不知道整个过程。来来来，我领你去找一下×××同志。”
连敲门都没有，第一位领导把刘建军带到第二位领导的办公室。第二位领导简单地听了刘建军的陈述，对他非常和气地说：“不是我推脱，这些具体事，你只有找纪检委的同志，当然，我也要问问他们是怎么回事。据我知道，省里对地区管的干部不会拿具体的意见，根本的问题还得靠保定解决。”
是啊！这位领导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什么毛病也挑不出来！
他又找到另一位领导，这位领导不在家，他的秘书热情地接待了他。
这位秘书是一位很正直的人，大概见到官场的事也太多了，只重复了一句话：“怎么能这么干？怎么能这么干？”看来他也想不通，可又不敢多说。
在场的另一个人也插嘴说：“这件事情怎么能处理写信的人呢！”
看来这里有一个敢说真话的气氛。刘建军又一次感到见到真佛了。
这位年轻的秘书，毫无顾虑地把刘建军带到第四位负责人跟前。
这位负责人从文件堆中抬起头来，非常麻利地说：“×××同志管纪检工作，你找他吧。”
刘建军像拜佛一样过了一道一道的门槛，走了一级一级的阶梯，现在得到的只是这种答复。他真正地感到绝望了。
50多岁的大老头子，忍不住泪如泉涌。他说：“我快要跑不动了，虽然地方不大，但跑来跑去像马拉松，马拉松长跑还有对手跟着，有救护车跟着，有老百姓鼓掌，还有金牌的诱惑，而我是用一种什么心情跑呢？”
人到这把年纪，谁见了都应有恻隐之心。当他又找到第五位负责人时，人家说：“那这样吧，你要相信党，有话你可以尽管跟我说。”
刘建军简单地说了一遍，请求他帮助纠正这个事，不要形成冤案。
这位负责人说：“建军哪，党有党纪啊！我们是分线管理的，这个事情省纪委管。你找我，我也不能直接往下压呀，你还是找一下纪检委吧，我并不是踢球。当然，我也和他们打个招呼，这可不是踢球！”
刘建军说：“如果纪检委再让我找别的地方怎么办？”
这位书记说：“那你就对他说，是我让你去找他的。”
刘建军仿佛捧到了一柄尚方宝剑，他忙不迭地来到了纪检委。
纪检委正处于新老交替，老书记到政协去了。
于是，刘建军抱着很大的希望来到了新上任的书记跟前。没等他把事情前后经过说完，×××书记就说：“刚来，这件事情不清楚，让我调查一下再说吧。”
刘建军面对这张陌生而严肃的脸，不好多说什么了。
三、书记说，千万不要介入
刘建军在第三天下午，又来到了纪检委。
接待他的那位领导开会去了，由另一名常委接待了他。
那位常委说：“我已经问过×书记了，×书记说千万不要介入这个事情。”
这种答复虽然不使刘建军感到吃惊，却令他感到愤怒。
什么叫不介入这个事情？你们是一级办事机构啊！另外，这种直露的回答能够传到刘建军的耳朵里，显然还隐藏着某种不属于刘建军案子范畴的矛盾。
他不希望自己的沉冤被另外的什么矛盾利用。刘建军感到完全绝望了，他感慨地说：“感谢你对我交了一个底。别的，什么也甭说了。我告到死，也会感激你在这个节骨眼对我说真话！”
此时此刻的刘建军已经没有眼泪了。
既然纪检委负责人说千万不要介入此事，就说明问题严重了，这件事情谁管谁倒霉。
他认为对他说真话的这位常委是个好心人，因为他说了一句实话。
鸟之将亡，其声亦哀；人之将死，其言亦善。人到了这个时候，会产生出一种无法描绘的勇气。这种勇气不同于其它的勇气，其中充满了生命固有的本能：绝望、希望、委屈和挣扎。
整整一天，刘建军滴水未沾。
他在省委的几个楼里转过来转过去，在楼上遇到了一位已经退居二线的省委领导，这位省委领导无职无权了，却还有一点正义感。
这位领导以一种关怀爱护的语气对刘建军说：“书记不见你啊，肯定是另有原因，这样就没办法了。反过来说，你找谁谁他妈的也不管，来回推，而×××书记说的千万不要介入此事，好像这件事情根本变不得了。你回家吧。你不是喜欢郑板桥的诗句吗，我送你一句郑板桥的诗句好好地悟一悟，‘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啊！你的最大错误就是糊涂不了！”
这位老人家声音颇为洪亮，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嗡嗡地作响。
刘建军连跑带饿，感到这个声音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他脑子里轰鸣着。他有些瘫痪似地蹲在墙角里，抱着双腿说：“难得糊涂，可是我糊涂得了吗？人家要杀我，要宰我，我就提着脖子得挨刀吗，我还有儿子、女儿、孙子呀！”
这位老同志说：“咳，儿孙自有儿孙福。人生下来都是偶然的，活得好坏就更是偶然的。
“现在还好。如果此事发生在‘文革’时候，你今天就没有跑到这里告状的权利了。
“你甭管儿孙了，你也管不了。说实话，即便你没受处分，就那么个处级干部，又能给你儿孙什么福气？你这点力量算什么呢？”
刘建军苦苦地一笑，他不想再跟这位老领导说什么了。老领导是好意，可他已是人到暮年，而自己还是个中年人，隔代如隔山，一些想法和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
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保定。
回到家中以后，刘建军把登山运动鞋脱了下来，他发誓这双鞋不穿了！
他躺在床上似睡非睡，一连两天滴水不沾。脸上黄黄的，泪水把整个枕头都湿透了，偶尔的昏昏睡去，又惨叫着从梦中醒来。
他的妻子连哭带劝地摇晃着他说：“建军啊，你能死在这上面吗？想想我们，可怜可怜这一大家人吧！你虽然在社会上没有了地位，可是在这家里你永远是有地位的。”
刘建军恼怒地对妻子说：“难道我是为了这个地位吗，我从小到老就没有想在官场上混个什么名目，我只是争一口气，怎么连你都不理解我吗？”
老伴说：“我不是不理解你，你一定要想得开，不然的话我一定先于你而死。”
刘建军感到了沉重的生活压力。他看得出来，他的老伴为他可以牺牲一切。
那么，他刘建军堂堂一名处级干部，一个县委书记，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落得一个老年无所归、茅屋被秋风所破的处境呢？
想来想去，他就是想不通。
如果是为了犯上直谏言，还值得！他只不过给一个区区地委书记提了点意见，便得到这个下场。
嘿，这个牺牲真不值啊！
刘建军勉勉强强地喝了一碗面汤，又躺下了。
迷迷糊糊的，他睡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清晨才起了床。
那是一个阴冷的早晨，刘建军勉勉强强地爬起床。他洗完了脸以后走到镜子跟前，自己简直大吃一惊，在他黑黝黝的头发上，竟烁烁闪闪的像雪一样地盖了一层的霜。
他真没想到，人体的机能竟如此脆弱，如此地不堪忧思的袭击。
他依然不失文人气质，忍不住大声地吟读起屈原的诗句。
他想：九十年代的他，可不是屈原。屈原之死，只能证明一个政权的没落。而他，却处在一个政权蓬勃地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活跃时期，这种历史时期，不会再出现屈原的。
他虽区区一个芝麻官，然而，他的举动，也许会被中央所支持。俗话不是说过吗？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长城非好汉！他想到了进京告御状。
当时，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电视连续剧尚未演完。他几乎天天都看，并且不时地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
当然，这些心得体会充满了哀伤。
尤其令他感到声泪俱下的是，杨乃武平冤后的孤独下场。
然而，杨乃武最后的胜利，却使他从心底又产生出无限希望。
他想，党章有规定，党员可以直接向上级申诉。他要继续地申诉，一直申诉到最高领导人。
他对老伴说：“你把我的登山运动鞋放到哪里去了？”
老伴说：“我已经擦好了，放在了晾台上。你还要穿吗？”
刘建军说：“给我准备好！”
四、祸灭九族
又是一个疲劳而无望的清晨。刘建军正在家里做着进京准备。这时候，他的老伴回来说：“你看保定地纪委发了一个通报，这个通报居然发到了我的单位。”
刘建军对通报并不陌生。他本人就经常地办理这些琐事。
但是，引起他注意的是，通报上明明定着发到地区局级单位。他的老婆的单位是个电影院，充其量是个股级，但也给发了一份。这个意思是让他老婆也生个哑巴气吧。这和把他的年龄写大了，工龄写小了，党龄写短了，学历写浅了，同是一种用意。
接着，又把处分刘建军的消息登上了发行十几万分的报纸，连保定市报也登了消息。
保定地区的报纸，还加了一篇评论文章《共产党员要光明正大》。文章号召全区的党员和群众以刘建军为反面教员，不要诬告他人，分裂党，要光明正大，听党的话，跟党走。
文章发表后，地区还派一位女同志将评论文章送到省报社，请省报转载。
当我们问当时的负责人“省报为什么没有登出来”时，那位负责人冷冷一笑，只说了三个字：“开玩笑！”
有人把这种低层次的家庭妇女打架的手段，利用职务变成了政治上的迫害，使刘建军哭笑不得。
由此，他并不恐慌了。正像他后来写“御状”中所诉，已经有了深层次的腐败。社会上不是正传说什么“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幅对联（吗！这幅对联的）关键还在那个横批：“不服不行”。
他心里想：上面说我是红的，我就是红的，比太阳还要红。如果上面说我是白的，那我就是白的，大家都会迎合的。我为什么要为这种清白而争呢？我为什么要为这种清白去死呢？真是个傻人！
这时候，刘建军的一些朋友又上门来玩了。他们对他说：“建军呀，你的处理决定已经发下来了，我们也就不害怕了，看来只处理你一个人，你还有你那些朋友圈。今后我们开个传传会。台湾不是有个传传会吗？他们这些人，从年轻传到老，大多数找到了世外桃源，像张大千，他直到90岁才寿终。我们一直传到老，你看好不好？”
另一个朋友说：“建军，你想开一点吧，上级让你什么时候出生就什么时候出生，让你什么时候去死，就什么时候去死，不就是个文字吗？你当了这么多年官，怎么看不透？这还不容易吗？”刘建军面对这些真心的朋友，一阵一阵酸楚，他知道朋友是来为他开心的。
刘建军只能边擦眼泪边同朋友们逗玩笑。他已经准备进京告状的事了，甚至他做出了死在北京的决定。
临行以前，他去看望他的父亲、母亲和弟弟。
他的父母亲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两个老人也在到处找人，找亲戚朋友，找那些当大官的三亲六故帮助他告状。
刘建军来到父母的家里以后，两位老人说：“建军，你是受了冤枉的，我们死都不会瞑目的。我们曾经因为你是县委书记而为你感到自豪，咱们的家里出了一个金凤凰还当了父母官。可我们临要入土了，你成了罪人，这让我们怎么想！我们跟你一起去北京告状，哪怕死在路上死在车上，我们也是为儿子澄清冤案啊！”
望着养育了自己几十年的年迈双亲，刘建军鼻子一阵阵酸楚，两道热泪再也止不住滚滚而下。“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想不到50岁的人，却要给年老的父母增加负担。儿子好不孝啊！
刘建军再也控制不住伤感的情绪，他双手捂着脸，夺门而出……
五、无声的支持
刘建军在省、地遇到冷漠的同时，在社会上却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处分决定下达之后的仅仅半个月时间，他接到无数次电话和70多封信，向他表示问候和安慰。
其中有熟人，也有素不相识的人，有干部，也有了解他的群众。
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在信中说：“我们看了报纸，就发现事情有出入，一个县级干部写信给省委领导，怎么能扣上分裂党的帽子？……希望您刘建军坚强起来！”
画家刘岩为他捎来一幅画，画面上是一支出水荷花，上面站着一只蜻蜓，蜻蜓前面蓝天映湖水，背后的荷叶连天，底下是一条泥鳅。
行署机关一位姓朱的同志每天给他打两次以上电话。
刘建军问他：“你没什么事，老打电话干什么？”
老朱呜咽着说：“我是怕你孤单啊！”
和刘建军要好的一些厂长们，轮流到家来看他，硬是拉他去厂里“转转”。
一位同乡夫妇二人更是每天都来和他聊天，给他说些当官没得好处的话，还用车送他去这去那。
刘建军所在的党小组组长、老技术人员、老科长郭宝森同志，到月头照收刘建军的党费。
唐县的父老乡亲更是络绎不绝地来到他家，和他聊生产，谈生意。
一位大姐对他说，容城有个能卜吉的，特别准。非拉他去看看。
刘建军无奈，只好跟她去。他们挑了个好天气去算命。
一进门，那位大师就对他说：“你刘书记官运未断，财运正起，必有贵人相助……”
刘建军从大师和那位大姐的眼神中，看得出他们是为自己栽种生活的希望和信心，是事先约好的。
面对这两位好心的朋友他除了永远感激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除了大量的电话、信件安慰外，刘建军还接到一批反映情况的信，为他提供一些线索。
被×××轧死的那位姑娘在部队的弟弟就来过几次信，介绍案情，请求刘建军代他申冤。小伙子还委托他所在部队的首长来看过刘建军。
还有一位很有才学的朋友，他有很多历史知识，常跟刘建军谈些历史上忠臣受害的故事，并且送给他一本《圣经》，给他指出一些有意思的章节，劝他想开一些。
在家里，妻子更贤惠了。常说给他一些开心的事，对他关怀备至。
在法院工作的儿子，几乎天天买回些他爱吃的东西，顿顿饭把酒备好来陪爸爸饮酒寻开心。大学毕业的女儿多次劝爸爸逛公园，学跳舞。考入军事学院的小儿子给爸爸买了一件陈设品，那是一个手掌大的有机玻璃牌，上面的字是“曾经拥有”，下边还有几行小字是：“在生命的网中，总有一段特别令人难忘的岁月，不论惆怅也好，惘然也罢，总算曾经拥有过。”
刘建军把这个精制的小牌摆在案头，使自己把这段惆怅惘然看做是生命中的一段财富，珍惜这段“曾经拥有的经历”。
有一天下午，刘建军信步登上了景秀公园的假山，正准备攀登那拾级而上的亭阁，忽听背后有人在喊：“唉！别上，要上明天上！”
刘建军回头一看，是一个朋友的妻子。原来，朋友和老乡、同事们背着刘建军开了个会，要保证刘建军的生命安全，轮流值班。只要刘建军出门，就暗地里跟着人。今天是她丈夫值班，她丈夫有事，让她替班。她怕刘建军想不开，跳亭自尽，说什么也不让刘建军上亭。
刘建军说：“我怎么可能去死。再说，你们也用不着费这个心，派人看着我！”
刘建军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
他有三个大的朋友圈，他们多是郊区农民企业家或市区厂长、经理。
如今，刘建军被罢官了。他们别的帮不上忙，两天一小宴，三天一大宴，甚至有时天天接他过去饮酒解愁。
后来刘建军才知道，朋友们怕他失去生活信心，还安排几位在医务战线上的朋友当了他的健康顾问。最为关心他的是一位市医院的院长。
他们夫妻二人隔一段时间，就拉他去医院做一次检查，看一看身上是否出现危险信号。
刘建军夫妻被这位院长拉去检查多次。在后来的1992年，果然发现了肝脏上出现了危险地病兆，并且给予了及时治疗。
还有一位姓杨的朋友和邻居一位女医生，都在刘建军最痛苦的时候给了他无私的帮助。这些特殊的照顾，使刘建军如同生活在保险箱之中，从他（她）们的关照中，他体会到了人间真情，增强了生活的信心和力量。
他要坚强地活下去！他要雪耻洗冤！为了朋友，为了他的全家，他也要争个“说法”！
六、上访初进京
去北京的车票是偷偷买的，他不想每次出门都有人跟着陪着。火车早上六点进保定站。在检票口，他遇到铁路上一位姓赵的警察朋友。说明原由后，老赵就领他进了车站。当火车停稳后，老赵找到车长说：“这是一位县太爷，因为反腐败被撤职，要去北京申诉，请帮助安排一下。”
“好好，反腐败我们支持，上车吧！”车长非常痛快地把他领到卧铺上，安排好席位，并告诉他，这个包乘组每6天来一次，只要去北京，尽管来找他。还同情地问了他被撤职的一些事情。
刘建军终于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踏上了告“御状”的艰难之路。
他躺在卧铺上，没有声音，没有动作，静静听着列车车轮轧着铁轨的声音，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也使他感受到无限的孤独和凄凉。
原野将芳香抛进窗口，秋风将凄凉也抛进窗口，列车有节奏的前进声，使他联想起前半生的人生奏鸣曲。
虽然刘建军受照顾由唐县调到地委，守着自己的家做工作，似乎比在县里要舒服多了，可是他认为他人生里面最辉煌的年代是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能够直接为老百姓说话，能够亲身体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还能够利用自己微小的权力为他们谋点福利，甚至他还插手为平民百姓打赢了几场官司。
现在他趴在车上听着车轮同钢轨相碰的声音，感到似乎是老百姓的掌声。这分明是在鼓励他去追求真理……
第四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唐县有四大怪：“排里不排外，县官换得快，妇女当作牲口卖，告状信装麻袋。”
胡耀邦同志用深邃的目光看着他说：“好啊！我记住你，我记住你。”
一、“乔老爷”下轿
刘建军真正熟悉老百姓，并且认识到老百姓的民心所向是一个国家兴亡之本，还是从跟随地委书记乔世忠从衡水到保定“视察”的时候开始的。
保定地区有20个县，这20个县分布在华北平原的大地上。
1985年的冬天，衡水地委乔书记找到刘建军，对他说：“建军啊，我要到保定地委工作，你跟我去吧，到那工作一段，等熟悉了，你再回来。”
乔书记是全省闻名的有开拓精神而又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好地委书记。他相中了刘建军，才带他去保定的。
就两个地区的情况比较看，保定有20多个市县，八百多万人口，担子重多了。无论以前和后来，保定地委书记都成了省委负责人。
保定人才济济，交通方便，历来为上下重视。保定也是“出经验”的地方。
1958年，徐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县委提出了大伙每个月给每个老百姓一块肥皂，两个月发一条毛巾。后来又实现了军事化，一吹哨，老百姓和农民们都起来集合，下地干活，某些领导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了。后来一个公社还办了一所大学，他们说，大学就是让大家来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导致了全国性的极左。然而，这种极端的做法，却把保定变成了有某种代表性的“政治堡垒”。
作为老区的保定地区从1958年开始就常常地吸引中国上层领导人的注意，这其中包括毛主席、刘少奇主席，邓子恢同志和胡耀邦同志。
在1984年，保定又开展了人均增百活动。全区上下争先恐后增百翻番，在全国争议很大。很多人认为这个口号使保定“左”了，增不了100元纯收入，增60元也够可观的。参观学习的有之，寻访探秘的有之。一直到×××同志犯了错误时，才算定了调。因为增百是他首肯的，因而是几个错误之一。
国家有些部门也先后多次到保定查访过。
乔书记到保定上任，别出心裁，他不进机关，先转基层。
刘建军记得，乔书记在入保定前先往北直奔博野，绕完平原进山区。
起先，他们所到的各市县负责人总是让他看一些好的。
乔书记说，一些落后的也要看。
仅仅这点要求，做到很难。
后来，乔书记出了个主意，就是顺路走到哪看到哪。
一直转了两个月，除开会和重要工作非回城不可，一直是到了哪吃在哪，而且多半是到老百姓家吃派饭。
后来，全国性大报发了文章，叫作《轻车简从八千里》，介绍了乔书记这种不同凡响的上任和深入的作风。他所去过的一些乡村，连县长书记还没有去过。
深入的查访，使这位新书记认识到，作为一级党委，光看到好的，光抓好的，是不行的，还要大张旗鼓地雪里送炭，要抓贫困层！乔书记的这种生活工作作风，对刘建军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衡水，在河北来说是比较贫困的。事先，他们心里有准备。但乔世忠书记转了保定的一些山区县乡，看到的贫穷却令他大为吃惊。
刘建军跟随地委书记在水库移民区体察民情时，看到了可怕的虚假。
那里虽然连续两年搞增百活动，并屡屡上报人均收入60多元，而实际上这些村全年的人均收入还达不到50元。
刘建军记得当他们进入某一个县的辖区的时候，遭到了老百姓的冷遇。
那是到了库区，也是移民区，当书记的小车开进村里的小道时，见老百姓们正在忙忙碌碌，有盖房子的，有清理房顶的。时值十一月份的下旬，天已经很冷了，只有少数人有棉衣穿。在秋风萧瑟中，刘建军感到这里近乎抗战时期的外貌，依然贫穷、困苦，满目凄凉。
辽阔的庄稼地上没有一个人，草长得老深，而村子里面老老少少，刚一看见车就围上来，嘻嘻哈哈嘲笑地喊：“唉，快看小车来了，为人民服务的来了。”
人们的这种讽刺，使书记为之震惊。他让把小车停下来，走下车，去看望一下老百姓。
一群老百姓放下手里的活围上来，有的问：“来的是县里什么官呀？又问我们今年增百了没有吧？”
另一个年轻人大声地说：“看，我们年年增百，这衣服都是进口布料做的……”说着把屁股掉过来。他的裤子是编织袋做的，裤子上印着“×国尿素”四个黑字，农场上的百姓一阵哈哈大笑。
后边，来了几个人，推着小推车，车上有个病人，车要过去。
乔书记马上让司机把车往回倒，一直倒到小推车能过去的地方为止。他上前问了病情，执意要用自己的车去送病人。推车的老百姓被感动了，说这个人病不太急，只是到乡里找医生抓药，而那个病人其实已经奄奄一息。陪同的县里负责人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新到保定上任的地委书记乔世忠来看望大家来了。”
这时候，一位看来是在村里很有声望的老人把地委书记拉住了。这位老人说：“我们不是不希望国家富，但是总得让我们把肚子吃饱，才能干活吧！甭说人了，就是牛也得让它吃饱了草啊！我们这个地区本来就穷，原来想从多打粮食上找一条出路，后来政府说让我们种树。种树我们不反对，搞绿化嘛！即便是不挣钱也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去年的每棵树只值二十元钱，政府却说今年每棵树增值二十五块，我们卖给谁呀？
“再说我们养羊，只有小母羊才会怀羊羔，可往上面报，说增产羊多少只时，按每只成年羊每年增产一头羊羔计算，就是说，不论公母都得怀羊羔。
“去年每对羊值40元，今年怀羔就值80元，就这么给我们人均增百，非让我们报到乡里不可，村干部有气，有气有什么用？上边已吹了大话，让我们增到百分之二十五，那么今年增百分之二十五，明年增到多少，反正是老是往上增，你们坐轿车的自然是大官，你们替我们老百姓想一想，怎么办？老是这么以假吹假，我们就没法活了。”
一些陪同的县委干部对乔书记说：“乔书记，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
乔书记说：“那不行，我们不要只看好的地方，更要看一看穷的地方，碰上什么看什么。哪能挑着看？不能从一户看一村，丛一村看一个乡。”
刘建军作为地委书记的知心人，他是非常赞成地委书记这么做的。
于是，他们又随随便便走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因为穷，连条小路都没有，车是进不去了。书记和刘建军下了车以后走了一里多路才进了一个农户的家。
这家的房子是里外间，而那种里外间与城里人所认为的套房可大不一样。它是用土堆起来的，没窗没门，只有几个泥洞洞做通风使用。
刘建军走进屋里，只见炕上躺了一个老头，地上有两个老头，这三个人住房面积超不过六平米。外面是个大锅台，锅台上面只有一口大锅。掀开锅盖以后，里面是一个箅子，箅子上面蒸了几块山药。
乔书记问：“老人家，你们家有几口人呐？”
老汉说：“三口。”
“炕上的人是你们什么人呐？”
“是我们大哥。”
“你们哥们儿几个？”
“哥儿三个。”
“这就是你们三个过的日子吗？”
“……”
“你们谁也没娶媳妇吗？”
“没有，我们这么穷，还娶什么媳妇！”
“你们还有什么呀？”刘建军问。
那个老头从炕上爬下来，摊着手说：“你看看，就剩这一条板凳，一条土炕半片席，席也很破了。”
书记问：“家里还有粮食吗？”
那老头说：“我们已经不愿动了，你们自己看吧，在炕头上有个小缸。”
刘建军揭开缸以后，见里面有一点点贴底的粮食。
刘建军说：“你们吃什么呀？”
那老汉说：“早晨不吃饭，一天两顿饭，熬的玉米粥，上午喝一碗粥，下午喝一碗粥，还吃点山药。”
听到这里看到这里，乔书记不由得掉下了眼泪。刘建军心里也很难过。因为他们是从专区来的，专区的繁华、专区的生活、专区人民的衣食住行与这里的人民几乎是隔了一个时代。
乔书记虽才52岁，但已满头白发。他流下泪以后，有些不好意思地掏出小手绢擦了擦，声音有点哽咽地对刘建军说：“咱们再往前走走吧！我最不希望咱们看到的是事实，一个共产党的干部看到人民这个情况，你想想我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乔书记在提升衡水地委书记前，在县里担任了八年的县委书记，他是最了解农民的。高扬同志到河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第一次去衡水见到乔书记，竟谈得连午饭也拖到下午两点以后才吃。乔书记被高扬称赞为“问不倒的县委书记”。这在大型报告文学《省委第一书记》一文中，有详细的报道。高扬推荐他当了地委书记。如今他来保定，看到这种情况，怎能不难过呢？
刘建军说：“您别难过了，也许这只是一个最穷的地方，咱们再往前走走，或者还会柳暗花明吧！”刘建军陪着乔书记又到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显然比刚才那个村子要好一些。
刘建军问老乡们说：“你们平常都吃些什么呀？”
那些老百姓三三两两围了上来，有几个小孩将手指竖在嘴里说：“我们吃粥啊！”
刘建军说：“那让我看看你们的粥好吗？”
他打开了一个老百姓家里的锅盖，看到粥都熬得像豆腐一样，一点也不热。吃完就往墙边上一蹲，就在那个地方闲聊，也没有什么活干。转了一圈以后，乔书记一言都没发，当要上车的时候，乔书记终于提炼出了一个思想叫做“抓弱点”。
乔书记又说：“咱们不要光看轰轰烈烈的几个大集市，不要光看那几个市场，还要看到这落后的山区。老区人民用小米、用血汗养活了我们，我们要让他们富起来呀！如果再这样浮夸下去，后果危险呀！”
上了车以后，乔书记又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好比一个木桶，决定木桶盛水多少的，是最短的那块木板，这最短的一块就是最薄弱环节。要抓薄弱环节……”
这次陪乔书记视察，使刘建军真正体会了什么是落后地区的老百姓。在巨大的心灵震撼之后，他在想，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官，什么时候能使这些老百姓把碗里的粥换成饭呢？
回到保定后的一天，地委刚开完会，乔书记来到刘建军的办公室，对刘建军说：“咱们去的那几个最穷的地方，其中一个是唐县。我和地委的同志决定让你去唐县，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唐县是白求恩、何棣华战斗并牺牲的地方，是晋察冀边区司令部所在地，毛主席曾多次在哪里工作和战斗。那里还穷，军民关系有点矛盾，如果没有别的情况，你就在那儿干下去。”
“什么时候去？”刘建军问。
“没有什么事，明天就上任吧！”
乔书记办事是个雷厉风行的人。第二天一早，唐县县委组织部的人就把刘建军接走了。
二、县委书记的良心
刘建军放下行李就上了山。他上山以后先到了聂荣臻工作的晋察冀边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去看了一下，又到了白求恩、柯棣华住过战斗过的地方，还到了毛主席路过的地方，然后去看了看唐县的一些历史古迹，尤其是许多重大战役，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留下的战斗痕迹，刘建军都感慨万千地一一看过。他还到了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的那个村庄去了。
刘建军想，唐县是一个老革命根据地，田华、王昆等老艺术家也都是在那里长大的，那儿出了不少的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应该说这里实在不该这么落后啊！
唐县县委班子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最主要的是有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叫王世俭，担任了多年的县委领导，后来当了行署秘书长、农工部长。
这个人工作很细，作风扎实，与群众关系很密切。
王书记在分工会上把一些难事交给了刘建军：如社会治安、政法、计划生育、教育文化、卫生、农村工作、军民武装、军民关系、信访。
明白的人一看他分的都是些没有多大权，但有很大责任的差事，而刘建军新来乍到，只好接受了，因为他要完成地委交给他的任务，完成乔书记对他的嘱托。
农村工作任务压给了刘建军。他很快召集农村工作部、农业局、畜牧局、林业局、扶贫办、民政局等单位到各乡镇去转，边了解情况，边解决问题。
有一天，他来到山上一个乡，党委书记在汇报时，连人均多少地、人均多少粮、人均多少摊派、总人数、人口增长率等这些基本的数字都说不清楚。刘建军当即批评了这个乡的党委书记，并在三天以后县委会上提出建议，由组织部门对他进行考察，以后这个书记被免了职。
他到与县城相隔十几里、有水面的灌城乡，发现乡中学一个教室快要垮塌了，没有钱修，支着11根柱子，就马上从地、县两级筹集了资金，把学校翻盖好。这个乡是县干部去的最少的地方，也是刘建军去的最多的地方，乡党委赵书记、李乡长在刘建军蒙冤时，多次来看他，向他汇报乡里的工作。
他来到百花村，这是海拔最高、最难去的小村，五十年来，只去过三位县太爷。一个是抗战时黄永胜去过，一个是前十来年一位叫刘茂林的书记，第三个就是他了。村里人像过年一样欢迎他。
他第一次去，就给村里解决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把学校改建好，一个是派畜牧技术员上山，改变了山羊成活率只有40%的状况。当他第二次去百花村时，发现村民把他的名字刻在了山石上。
刘建军清楚地记得，他在唐县工作期间到过30多个乡镇，还走了上百个村子、上千个农户，还建立了各种情况的联系村、联系户。他的农民朋友很多，而他把这些人当做他最知心的朋友，从不失掉联系。在他离开唐县一年后，一个村的校舍倒了，砸着不少学生，刘建军把当月工资一分不少地捎了去，表示对孩子们的慰问。县委书记程克明在全县大会上宣读了刘建军给孩子们的信，并给刘建军回了信，信上说：
刘建军同志：
你闻知我县学校倒塌，伤着学生后，捎来的四月份全月工资加奖金186.45元，我们收到了，我们代表孩子们和全县的人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唐河县委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日
三、打击人贩子
刘建军当了唐河县县委副书记的时候，发现有几个难题要赶紧解决。一个比较严重的是倒卖妇女，特别是和曲阳县交界的地方。
这里的经济落后，倒卖妇女却很多，很“开放”。这里买进的媳妇有云南的、广西的，每年都进几百人。
怎么买进来的？什么办法都有。有的人贩子跟女方说，我给你找工作，弄到乡里以后，关在房里锁上；有的女子还被装在麻袋里运进了村子，有的妇女还被人贩子拉到桥底下跟卖羊一样挂上牌子。这个女的一千六，那个女的三千二，最贵的是三千六。
刘建军在经过明察暗访以后，与公安局长王越飞、政委李辉及白铁环副局长等多次研究，周密谋划，下决心严厉打击贩卖妇女的丑恶现象。
刘建军说：“经济一下子搞上去很难，人贩子一下子打下去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为官一任，连这些事儿都办不了，就交待不过去了。从现在开始，分片负责，把人贩子一网打尽，谁要说情、通风，就开除谁的党籍！”
刘建军又召开了一个会议，特别强调让公检司人员都参加。在会上，他提出分片负责的方案，并提醒全体执法人员，谁要手软，谁就可能与人贩子互相勾搭着。
接着，他又部署了秘密的查访，进行层层地调查。所有的公安局看守所的人都派到乡里去了。
经过一周摸底，刘建军感到差不多了。有一天晚上，刘建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一下子抓了二百多个人贩子，在唐县开了个万人大会。唐县的街上墙上也都贴了标语。
这下可热闹了，唐县老百姓说：“过去只看到作恶的人，没有看到反恶的人。”于是千家万户都涌到了广场，房子上、树上到处是人，车顶上也是人。公安局的同志把人贩子一个个地往上押，一个个地宣布：他卖了多少妇女，得了多少钱。拉下去一个，再宣布一个。
过了一个多月，又开了一次这样的大会。贩卖妇女风一下子就刹住了。
这些工作说起来容易，干起来何等艰难！
刘建军为此和一个警察扮装成普通农民，走了十几个村走私访。
在贩卖妇女这个行当中，还有很多行话，仅是“成交”时就有三种黑话：一个叫“盖筐”，一个叫“挑单”，一个叫“开锁”。
“盖筐”，就是把从外地拐来的妇女，几个一批全部转卖给另一个人，似乎像菜市场的批发。
“挑单”是把贩来的妇女让买主从中挑一个，直接入“洞房”，这种出手办法价高。
“开锁”就是把已经弄到手的妇女锁在屋里，不让人看，只卖钥匙，全部包下。
还有一种叫“过水”。就是人贩子买来玩几天以后，又转手卖出去，这样的价格低。这个办法多是对付那些不顺从的妇女。
这些事情，刘建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听后，汗毛直竖，怒从心起。尤其让他怒发冲冠的是，一些作案人，是同“官家”通着的。
他望着那些介绍情况的老百姓，望着他们那破衣烂衫、无可奈何的样子，心里一阵阵酸楚。
于是，刘建军决定，亲自办案，反一次“警匪一家”的腐败。刘建军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在曲阳。
那时候，一个走亲戚的小女孩告到了他的门下。小女孩说：“我来走亲戚，被装到了麻袋里扔到拖拉机上给卖了。”
这个女孩很年轻，卖了二千五。女孩哭着说：“你们不要把我卖了吧！你们也许是我的叔叔，是我父辈，我的亲戚是村里的，你们论论辈数看吧！”
买他的男人说：“不行，我是花钱买你的，你就得听我的，以后谁要再买你，我再把钱收回来。”
刘建军问那个小女孩说：“卖你的是哪个村的拖拉机，你能认得出来吗？”
小女孩哭着说：“我哪知道啊！他们给我蒙上眼就弄到麻袋里了。现在，我的丈夫比我大三十岁，如果论起来，我得唤他叔伯舅舅。”
经过调查，刘建军派公安局把那个人贩子抓来，并且让警察押着他游街。
有人提示刘建军说：“我们上面有个文件，不准游街示众。”刘建军说：“法律规定不准卖人，可是他为什么卖人！不但游街，还要开广播大会，让这个女孩诉苦！”
果然，乡乡村村的广播大会召开了。除了被害妇女诉苦外，还有县妇联和公安局领导的讲话。
正压住了邪，贩卖妇女的行为在50万人口的唐县被制止了。人贩子被判了刑，一大批妇女被解救回家了。
四、军民不成仇
在唐县的某个村子里，驻扎着一个解放军坦克团。这个团过去和地方关系紧张。
在一次常委会上，负责宣传部门的韩海山同志说了军民关系方面的情况，建议应立即着手解决。县委书记王世俭同志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刘建军。
下午散会后，刘建军草草地吃了点儿饭，借了把雨伞，顶着小雨出发了。
这就是后来被军民传颂的故事《雨夜访军营》。某集团军政委为此表扬过他多次。当时虽然有伞，刘建军浑身还是湿了大半。农村里的泥土滚了他两脚泥。他挽了裤腿，看上去好像是个老农民。
他沿途打听坦克团在哪儿，人家告诉他说：“过了铁路就是。”可他走来走去就是找不着。快要到坦克团的时候雨停了，他站在哨兵的眼前，活像一个落汤鸡。
站岗的哨兵看了他一眼说：“你找谁呀？”
刘建军先打了个喷嚏，然后说：“你能不能给××政委打个电话呀！就说唐县县委书记来了。”
那个哨兵“哗啦”拉了一下枪栓，说：“你敢冒充县委书记！”
刘建军和气地说：“你进去通报一下，是不是县委书记，由你们的领导来验证。”
哨兵上上下下打量了刘建军。那时候的刘建军年纪还轻，四方大脸，虽然上下穿的是农民的服装，而且都是泥巴，但他的目光和他所说的话使哨兵感到也许他真的不是一个老农民，于是就往军营里打了一个电话。很快，里面开出吉普车，把刘建军接了进去。
人家问他说：“你是新来的县委刘建军书记吗？”刘建军笑了笑说：“是的。”
对方和气地作了自我介绍，原来他们是政治部的主任和副主任。
刘建军走进部队会客室以后，主动又邀请后勤处长和参谋长都来谈一谈。他说：“咱们开个座谈会，你们要有什么意见，提一提。我刚刚上任，也不了解情况，好多事情可能做得不那么周到，你们说一说好不好？”
那些军队干部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通牢骚。
刘建军低着头做了记录。他一边记录，一边归纳了十六条。等部队的人都消了火，把事情谈完了，刘建军才说：“还有什么事情要谈？”
政委笑笑说：“刘书记，我们是有些意见，很长时间没有说了，所以让你听了很多，有不对的地方，也请你原谅。地方可能对我们也有意见。你来了，我们非常欢迎，也很受感动。你看看，天冷雨凉，你是不是先把衣服换换？”
刘建军说：“我不用换衣服了，你的这句话比火炉子还温暖。”
然后，刘建军把十六条念了一遍说：“是不是这些呀？”
政委很感慨地说：“你都记得这么详细呀！”
刘建军说：“第一条，大米供应不足。第二，煤炭供应不足。第三，部队的孩子在学校受罪……”他有条不紊的读了出来。
刘建军回去的时候，是部队用车送回去的。
第二天，刘建军在吃早饭前向王书记作了汇报。王书记完全同意刘建军的意见，开一次紧急会，讨论军民鱼水关系。
刘建军说：“我们的军民鱼水关系，要定下个方针，是什么方针呢？我说六字方针，叫做：‘理解、宽容、主动。’”
“理解。我们要看到，孩子们离开父母来这里干什么来了，难道是为了轧你们这块地吗？还是为在你们那块地上混一口饭呢？我看都不是，这正是解放军的崇高思想，要充分地理解他们。没有理解，什么也办不成。
“宽容。我们想想看，这里有什么了不起的矛盾呢？打起仗来，人家会拼死命的，上前线，人家会保护我们。人家死了，我们活着，你们说他们是为什么？失火的时候，人家上来为我们救火，遇到了强盗，他们来保护我们，为什么我们对他们要斤斤计较呢？连上门都不愿意去！对待战士们要宽容。老区人民应当有这个胸怀。所以，我要提到第三点就是要主动。我们一定要主动接近，主动缓和矛盾，主动承担困难，主动帮助军队搞建设，在生活上，主动服务。”
刘建军又说：“我建议把这六个字作为唐县军民关系的指导方针，用这六字方针，马上着手解决军队提出的16个问题。
“这16个问题，涉及到七个部门：民政局、公安局、粮食局、镇政府、村委会、教委、煤炭局。我们要赶紧着手解决。部队是依靠地方来生存的，煤炭要给足。这个部队的战士，大多都是南方人，都爱吃大米，不给人家，人家当然是有意见的。人家饿着肚子，怎么行呢？县委的领导，应该统统到部队去看看。”
他让办事人员给部队打了个电话，把情况汇报了，并告诉军队，地方一定要按“理解、宽容、主动”的六字方针搞好军民关系。
刘建军带领七个部门的领导又是步行走到了军营。
来到军营以后，他们简直大吃一惊，只见军营里边整齐地排好了队伍，一齐向他们敬礼。
政委跑步过来说：“你们的六字方针，我们都给上级党委反映了。”
那些乡村干部和县委的干部一看这个阵势，都低下了头，大家羞答答地互相握手，什么意见都没有了。
刘建军说：“你们还有什么意见，趁人都在，我们能解决尽量解决。”
团长说：“还有什么意见呢？你们这个态度，使我们什么意见都没有了。”
大家一下子由原来僵持的局面变成了久日不见的老朋友，谈得非常好。
……
军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影响很大。团报到了师，师报到了军，军长后来也来了。他见到刘建军以后，高兴地说：“你这个事抓得可真不赖呀！老区人民就是老区人民，你们给我们树了一个榜样。”
后来，唐县军民联防、军民普法等活动成绩突出。刘建军接到通知，让他和团政委到北京去汇报。汇报回来以后，集团军还请他座谈，以后又多次发了简报。
这一年，恰恰又正赶上闹大水，无情的大水，把一个粮店给淹了，团里去了一个营抢救粮食，帮助老百姓抗灾自救。北京军区、河北省委的军民双拥现场会开到了唐县。
贩卖妇女的问题解决了，军地团结的问题搞好了，刘建军也就出了名。在一次地委组织的中层推荐晋职投票中，他得了86票，名列第一。
五、为民平冤
唐县是个老区，也是个比较复杂的县。有个民谣唱出了唐县的四大怪：“排里不排外，县官换得快，妇女当作牲口卖，告状信装麻袋。”
案子多、信访任务大。县委书记王世俭到这个县才一年左右时间，虽然下功夫扭转了被动局面，但他大部分精力还是放在发展经济上。
信访工作分给了刘建军。
在县委大院里，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女，天天转来转去告状。这个告状苦主叫张爱莲，一个姑娘家，告他们村干部在她家的责任田盖房，始终没有立案。
刘建军想：“要是没有一定理由，谁能天天这么到处喊冤呢？”
刘建军开始了解周围的老百姓，老百姓告诉他说：“在这个姑娘告状期间，她又受到了打击报复，一条腿骨折了。”
可是作案的人通过关系对县里的人说：她的腿是她自己踢折的。
刘建军想，案子不算太大，但头三脚要踢准，头一仗要打好，他得稍稍下点功夫。
他带了一个法院的人到张爱莲村里查看情况。
张爱莲老母半卧在炕上，披头散发，见到刘建军，就发疯地叫喊冤枉。那种苍老而可怕的声音，使刘建军终生难忘。刘建军找来残害张家的那个人，问他：“那姑娘的脚腕子是怎么骨折的？”那个人说：“是她自己踢折的。”
刘建军问他说：“现在我拿出3000块钱，让你自己踢腿，踢折了，我就把这钱奖励给你。”
这个人一听，刘建军来头不善，拔腿跑了。
刘建军后来对法院的同志说：“一个女孩子，还浑身是病，她怎么会把自己的腿踢折了？”
他让法院重新调查这个案子，没有多久，歹徒被拘捕审查。
群众也纷纷地找来替这姑娘说话，他们对他说：“这个姑娘在告状失败以后，曾经吞过指甲刀，绝食十一天，从车上往下跳，想轧死。”几年的冤案，被刘书记来了一看就看出了破绽，以后罪犯又被判了刑。
给那个姑娘断清冤案之后，刘建军又一鼓作气为县里平了好几起久拖不决的难案。地区信访局长邀他写了一篇文章《办难案的体会》。
六、生活给过他机遇
还是头几年的一个夏天，胡耀邦同志到唐县等地方视察，刘建军参加了接待，并随从他走了好几天。
胡耀邦同志对古文化是很有研究的。有一次晚饭后几个闲谈，他问大家：“你们谁读过唐县的县志？”胡耀邦还说出好几个典故。
问题虽然问得不深，但是对在场的一班人来说，实在是像天书一样。许多人当了几十年的官员，却压根不知道这个县的历史上还有这么重要的民情记载。
刘建军从位子上缓缓地站了起来，非常准确地背出了县志的第一页。胡耀邦同志听了非常高兴，并询问说：“你是这个县的人？”
刘建军说：“我是地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胡耀邦同志用深邃的目光看着他说：“好啊！我记住你，我记住你。”
过了几个月，刘建军突然接到上级来的红头文件，让他在月底前到中央书记处一个单位报到。
他连夜赶到地委领导乔书记家。
乔书记语重心长地说：“你这一段也算是个锻炼吧！记着，你无论到哪里，都要记着，你是为群众办实事的，为人民说话的！”
刘建军从此踏入中直机关，继续他的调查研究和文字工作。在这期间，他虽然工作上平淡无奇，但他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些北京的上层朋友，并更深地了解了我国一些国情、官情和民风，直到再次回到保定地区的唐县当上了父母官。
第五章 天子脚下爱莫难助
地区纪检委说：“不行！得停止他交党费，他已经开除党籍了！”
一、不是腐败是“规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云遮月来月追云。
唐县的历史一页翻过去了。刘建军从中央回来后，被调到地区轻纺工业局工作。
他好像还生活在唐县人民之中。每次决定一个什么事儿，他仍然以唐县人民的生活现状为出发点。这次虽说捅了大娄子，但他的的确确是在为民着想，为党着想，否则，谁当省里什么官，与他有多大关系？
刘建军躺在列车上，静静地苦思着。他从这苦苦思索中，忽然品出了一些味道来。他记起了佛经中的一句话：“该来的都来了。”
是的，都来吧！这是该来的。其实，他做县委副书记的时候，这条经验就应该总结出来。
即便他刘建军没犯在今天，也可能犯在明天，因为他要说实话，办实事，阻力不小啊！
有人说，保定地委养人，可乔书记调走了，空前绝后，没有安排省级职务，是因为他不会当官。人家翻番增百，总结出了经验，他抓贫困地区，真不长眼！
也有人说：“刘建军不会被重用，在县里也干不长，因为他是乔的秘书和亲信。”
还有人说：“刘建军这次被罢官，是自己撞到枪口上了，早就想弄倒他，就是找不着机会，因为他早就种下了病！”
人生的路是这么漫长，又这么短暂。想想看，30多年的历程，就这么走过去了，而在他的记忆里，只有这八千里路是最深刻的，因为他真正地知道，这八千里路跟老百姓拉紧了结。
他把真正做人当官的真谛找了出来。
那么现在，他要走一条漫漫的告状道路。这条道路究竟有多长呢？
傍晚的时候，刘建军下了火车。他走出北京站，走到了他所熟悉的长安街上。
在长安街上，那微微的清风，那淡紫色的夜空，重新唤起了他生命的希望。
他想，这次来绝对不能白回去，一定要找出一个眉目来。
党组织不会那么清白不分，肯定会把我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任何一个政权，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都要清正廉洁，正大光明啊！
他感到，尤其是此时此刻，他整个的生活希望都寄托在党的廉政建设上。
他极力想进中南海，想把自己的冤屈向中央的同志，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哭诉一番。
然而，警卫有警卫的纪律。
是啊，这么大的国家，谁都想到中南海去说说，那不乱套了吗？
他在北京有不少朋友，但他不想因为家事去打扰人家。
他坚信自己会通过正当途径找到申冤的机会。
一连几天过去了，他的上访毫无进展。
这天清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他遇到一位老者。老者是位退下来的领导干部。
他们谈得很投机，那位老同志对他说：“你本身这件事，找不出什么结果来，到哪也不会被重视。你还是反映轧死人的那件事，人命关天。你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我保你能成功。”
他先打听检察院。北京人的京腔给了他一种安慰，虽然都是陌生人，但是他们的回答都是彬彬有礼。
他从这礼貌中得到一种安慰和希望。
最高人民检察院森严而神圣。
几经周折，快近傍晚了，他走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接待室。
人家告诉他说：“我们下班了，你明天早晨来吧！”
刘建军不无遗憾地耐着性子离开检察院。
他疲劳地急匆匆地找招待所，可是几经问价，他感到实在住不起。
他心急如焚，干脆又回到了北京站。
在绚丽的灯海下，他在路边坐了下来。
疲劳袭上他的心头，但他一点也不想睡觉——也没地方睡觉！
他把包垫在屁股底下，就这样坐着，从一点钟坐到两点钟，再坐到三点钟。
凌晨的时候，人家来清扫了，他被一阵吆喝声惊醒了。
一个中年妇女，穿着一身黄衣服，脸上用毛巾包着，露出两只眼睛，对他大声喊着：“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清扫了。”
然后，对另一个说：“这些盲流，真讨厌！”
刘建军苦苦地笑了一下，心里想，北京人讨厌盲流，但他们却不去分析，为什么会有盲流啊！他只好在长安街上溜过来溜过去。
银色的启明星在天空中闪闪发亮。他凝望着启明星，同时不停地望着钟表楼上的指针。
天终于亮了。当红霞满天飞舞的时候，刘建军又来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院的接待室已经开门了。他走了进去，并且拿出了县委书记的工作证。
检察院的同志严肃而热情地接待了他，耐心听了他的申诉，然后告诉他说：“你到我们信访站去吧，那里是专门办这些事的。你去以后找×处长和×副处长，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刘建军离开时，才知道今天是检察院的领导来接待室轮流值班。他很幸运。
听口气，刚才接待他的是一位负责同志。他果然打了电话，并邀好让刘建军过去谈。
刘建军走出接待室，忽然觉得饥饿袭上心头。
想了想，从昨天中午直到今天早晨，他还滴水未进呢！
于是他找了一个饭摊，要了一碗拉面，边吃边呆呆地看着人群。
上午的长安街是非常热闹的，可是刘建军竟想起了杜甫的诗：“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他心里一片悲凉。
刘建军抓紧时间吃完饭，来到高检信访处。接待他的是一个保定籍的女同志，她说：“主任打了电话，×处长在等你，你绕过来到他办公室谈吧！”
刘建军又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
这位处长干脆利落地答复：“你的处分，我们认为不当，不过只能由纪检部门来解决，因为这是党内问题。”
“你反映的轧人问题，我们马上处理，我们一把手明天从外地回来，我们要向他汇报。”
刘建军千恩万谢，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离开了那位处长。
刘建军出了门，就在门口蹲着。
因为这一次，他可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告状了。
天无绝人之路，对！去找新闻界帮忙。怎么也不能就这样回去，死也要死在这里！
刘建军登上了公共汽车，倒来倒去，来到《人民日报》社的南大门。
他在门前走来走去，眼前忽然一亮，他发现了一个朋友的笑脸。
二、新闻界的良心
原来这是刘建军认识的《人民日报》社的一位朋友，两年多没见面了。刘建军紧紧地拉着朋友的手，忍不住泪水横流。那位编辑朋友对刘建军的到来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以异常的热情握住他的手。
见他掉下眼泪，那人一愣说：“怎么回事？建军，你怎么这么狼狈啊？”
刘建军很激动，面红耳赤，觉得心在“砰砰”乱跳。
他拉住朋友如实说了起来。他说得很激动，滔滔不绝，晚风微微地吹着他的脸，把脸上的泪水吹干了。
他指指脚下穿的登山运动鞋，对朋友说：“你看，我穿的这双鞋，是一双新的真皮登山鞋，已经走了几千里，我觉得一点心劲都没有了。”
朋友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带你到我们单位去。我们从六楼打个电话给二楼，咱们把内参部的一个朋友请上来，问问他能不能写个内参。”
刘建军早先也想到过内参的作用，就说：“那好吧！”
很凑巧，他们要找的那个人接了电话，马上就来了。
刘建军重新又一次口干舌燥地把官司说完。
这位编辑朋友很爽快地说：“噢！是这么一个案子啊！这样吧！我看一看，然后给你发了，顺便给你转到中南海，我们不会骗你的。”
刘建军心里很感动，他支支吾吾地说：“按理我应该谢谢你们，现在办事没有钱不行，但是我现在只能口头谢谢你！”
那位同志说：“你如果给我钱，我就不办了。你放心，我们肯定给你转。”
来人很快下了楼，“咚咚”的脚步声震撼着刘建军的心。
刘建军和他的朋友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等待着。
很快楼下面来了电话，告诉刘建军说：“我已经给你转出去了。”但是他又提醒刘建军说：“你还得写份材料。不然的话，也可能石沉大海。”
朋友问刘建军：“到我家里去住怎么样？”
刘建军说：“不了，不麻烦你了！我到你们家像一个二流子似的，你的爱人会怎么想呢？这样吧，我在旅馆找个地方住吧！”
刘建军找了一家条件最差的阴冷的旅馆，就在那里写了一宿的材料，这是他到北京之后写的第二份材料。
把材料写好以后，又是一个凌晨来到了。
他按期把材料送到了那位朋友手里。
朋友看了看他绝望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就说：“我看你得先咨询咨询，光依靠内参也不行，这个状究竟怎么告，你得先弄个明白。什么叫分裂党？什么叫诬告？理论和法律根据是什么，然后再讲起来，再写材料，就有分量。”
三、二进高检接待室
刘建军又想起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待室，再次踏上了旅程。
这一次他聪敏了。他先拿出县委书记的证件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证件，人家准以为他是个盲流。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接待室一看是一位县委书记来告状，非常重视。
他们把他领到了一位处长的办公室里坐了下来，还给他倒了一杯水。
人家跟他开玩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县太爷跑到我们这儿来告状了！”
刘建军见检察官们这么和气，心里又生出了一线希望，便说：“我想问一问关于诬告的概念是什么？”
那位处长告诉他说：“诬告就是无中生有，编造事实，诬告他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投诉，造成一定的后果。”
刘建军说：“我不是无中生有，就不能说是诬告。我不是编造事实，更不是向司法机关投诉，而且也不是给纪检委写信，这件事情不但没有形成后果，连人家的毫毛也没动一根啊！我是给省委领导写信提供信息！”
那位处长笑了，说：“那怎么能是诬告呢？如果算诬告，我们这里有好多的内参，我们如实地报了上去，我们也该被枪毙了。再说，就算你是诬告，也算不上分裂党啊！分裂党要有组织路线，思想路线，还要有一定的力量做保障，历史上能够算得上分裂的，有个张国焘，你能和他比吗？”处长一边说一边笑。
处长像个党史学家。“就哲学而言”，他滔滔不绝地说：“你咨询一下分裂党这个词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不是一般的东西。你不就是写了个条，说人家这个典型是假的吗？这怎么叫分裂党呢？”
他说得很慷慨，刘建军听了很感动。
他想：一个政党只要有正确的政治理论指导就可以战胜腐败。当他从检察院的门口迈出来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他进京告状以来第一次走进了一个小饭馆，要了一瓶啤酒和一碟花生米，就用手抓着花生米一口一口地喝着酒。他不由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孔乙己》这篇小说，他心里想，也许他真是一个孔乙己。鲁迅先生早就抨击过软弱夫子的善良会遗恨终生。而他，却从未察觉他自己就浑身是孔乙己气呢！
把分裂党和诬告这个概念弄清楚以后，刘建军的胆子也大了。从这天开始，他准备找找国家领导人。他深信：国家领导人是青天。
他忽然想起了一位老部长，部长和他是老乡。他多方打听后，找到了老部长的家。
四、老部长刘建章的劝导
他很快地见到了原铁道部部长刘建章。
老部长显得苍老多了，消瘦的面容上露出一丝亲切的微笑。
他握住刘建军的手说：“建军，你怎么好长时间没来了？我也算不出有多长时间了，我觉得很久很久了。”
刘建军紧紧地握着老部长的手，感到嗓子眼儿里非常干燥，半天说不出话来。
老部长说：“你怎么了？请坐下吧！”
有人倒上一杯茶来放在刘建军身边。
刘建军坐在客厅里，望着墙上一幅幅画和题词，他的心宽松了好多。于是，滔滔不绝地又把冤案从始至终说了一遍。
老部长静静地听着，默默地看着他，然后说：“这件事怎么能处分你呢？”
刘建军说：“就是啊！”
老部长劝他说：“现在这个时候，你除了告状外，还必须要注意身体！”
刘部长开始讲革命年代了。
他说在革命年代，因为错误路线的干扰，人家判他刑，要枪毙他，而他没有死，从死神的手里挣脱了出来并继续革命。他没有对革命失去信心，他相信党。
那就是说，革命给了他青春和力量。文革中，他又一次蹲了监狱，整整蹲了好几年。在这几年里，他不但没有得病，还常常在斗室里锻炼身体。老部长说：“人在最委屈的时候，往往性格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慢慢发展到疯子、傻子或者一病不起。所以你现在这种心情是要不得的，你要把不幸当作故事来讲。”
刘建军低着头说：“不行啊！首长，我自己好说，可我这一家子，这个家族，连朋友圈都有压力啊！”
老部长说：“我劝你先注意身体，你应该听我的话！”
老部长身体不好，很少动笔了，可是面对刘建军的这种苦恼，他铺开宣纸，使起了饱蘸墨水的笔，写了一幅刚劲的长联。刘建军把这幅长联深情地保留起来。
笔者看到那是张学良的座右铭：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毁誉由人，望天苍云，聚散任风。
老部长说：“你明白这个题词的意思吗？”
刘建军说：“我能看得懂。”
老部长忽然笑起来，说：“人的心地要放宽放宽再放宽，人的个人情感要缩小缩小再缩小。”
他又说：“建军啊！我看你在这儿住下吧！在我这儿住，在我这儿吃。”
刘建军心里想，我不能那么做，我为什么要连累这位老人呢？
老部长看出来了，说：“你不要想会连累我，我帮不上你什么忙，但可以为你提供吃住方便。我知道我现在有这个力量帮助你，将来等我没这个力量了，那我也就不会说这种话了。你还年轻，这点挫折算什么，我不妨多说一句话，你想想，当官有什么好的？！”
刘建军知道他是在淡化权力欲，他也清楚老部长为什么要这么说——宦海无涯，回头是岸啊！
老部长又说：“我刚才写的题词太啰嗦了，也许你记不住，咱们也不要说张学良李学良了。我给你再写八个字：宠辱不惊，毁誉由人。”
他提笔写出了这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在刘建军的眼里是那样的强劲有力，是那样的震撼人心。举起来足有一人高。
老部长把题词交给他说：“这个，你把它挂起来，存着。用这个来度过你人生的春夏秋冬，你会想得开的。佛门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
刘建军感慨万千地收起了这个题词，但是他并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
他对老部长说：“部长，我既然已经到北京来了，我还是不服输，我还是要向上告一告！”
老部长苦苦一笑，摇了摇头说：“看来你还是年轻啊！那这样吧，你想想办法，看看再找找哪位领导人吧！”
五、政协领导人为他签字
刘建军通过多方努力，又终于找到了一位政协领导人。这位政协领导人是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
刘建军见到了这位领导同志以后，把冤案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地对首长汇报了。
首长一字一句地听完，很慎重地说：“这样吧！我只能在你的这个材料上写个字。我希望中央纪委的同志能够注意这件事。别的我没有调查，究竟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你拿着这个找找中央纪委吧！”
老首长在刘建军的申诉材料上亲自批上了一句话，写上了他的名字。
刘建军仿佛感到一缕温暖的阳光照在了身上，感激之情在他的心头涌动着。
他紧紧地握住了那位领导同志的手说：“谢谢您了！谢谢您了！”他弓着身子离开了领导同志家。
在马路上，他又久久地注视着这所威严的住宅，他想：中国的领导人是正直的，中国的领导人是很讲究原则的，只要有这些领导人，我们的党就大有希望！
刘建军马不停蹄地又找到了中央纪委办公室。
但是他没有想到，虽然他手中拿着一位领导人的手迹，可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纪检部门，并不是看哪个领导手迹就能轻易改变规章和制度的。
中纪委的同志对刘建军说：“中国的县级干部太多了，我们怎么能够管得过来呢？我们搞纪检工作有我们的程序，你还得回到你们的本部门、本单位，去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只要你是对的，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
刘建军着急地说：“你们到我们地区看一下，我这个问题真是解决不了。”
中纪委的同志耐心地对他说：“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这里不好接受你这个案件。你要相信地方组织，相信邪不压正，问题一定能解决的。”
刘建军只好离开办公室。他在传达室里徘徊过来又徘徊过去，心里实在是不甘心，于是他又多次打电话，后来人家把他的声音都听熟了。
刘建军感到要疯了。
当他心里涌起了一团希望的时候，很快又被泼灭了。
按理说，一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日理万机，如果全国的人来了都接待，那是绝对不行的，这一点，刘建军完全能够理解。但是，刘建军走出来的时候，还是感到委屈，因为，他觉得最终还是要中纪委出面，自己的冤案才能得到解决。
刘建军拖着一双沉重的腿回到老部长家，他把经过说了一遍。老部长听完后，再次打电话，把刘建军安排在宿费最便宜的招待所地下室住下。
老部长说：“你总不能住在马路上吧！一个县委书记住在马路上告状，这是一大丑闻啊！”
刘建军按电话中说好的地方，找到了铁道部的一个招待所，并且在地下室住了下来。
正巧，那里住着一位他的老乡，也是在纪检委工作。多年不见，分外热情，那位老乡硬是把他拉到家中吃了顿饭。
刘建军见老乡向他表示出非常的热情，心里很感激，象见了亲人一样，他又从头到尾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
老乡听了这件事情以后说：“铁道部的纪检委有一个同志调到中纪委去了，他姓王，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整人也不能这么整！文化大革命整人就是一个处分决定，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终生命运，现在又不是文革。这样吧！我为你打个电话，把你的情况向他们介绍清楚，看看能不能过问一下。”
他真的马上打了一个电话。
对方听完后很干脆地说：“行！让他来吧！”
这样，刘建军才第一次来到了中纪委的办公楼。那位姓王的同志通知一位叫张×的女副处长接待了刘建军。
刘建军知道，这位副处长也不是轻易能够见得到的。他想，他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她正好是分管河北的。
六、中纪委为他批示
张×是一位俊秀的女同志，据她自己解释，说是从北大荒回来的，大概吃过人间的许多苦，因而很有同情心。
她见到刘建军后，把他领到一个屋子里。这个屋子很大，大概是领导人的办公室。
领导人不在家，张×很和善地让刘建军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认认真真地把刘建军的陈述听了一遍，然后说：“这个材料你留下吧！我一定给领到汇报。这个事情让我看好像能解决。”
刘建军说：“您不要把事情看简单了。现在这个事情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因为不是一般人定的调子，好像是一个省里头头说的话，才这么把我冤了的。”
那个女同志说：“我对你说能解决，是有我的看法的。我为什么说能解决呢？起码，你的案子和处理的决定没有程序，办案是要有程序的。”
刘建军问她：“办案需要有什么程序呢？”
那位女同志笑了，说：“看来你打完这个官司，你也该当纪律检查官了！”
“我跟你说，这里有十六个字。
“第一个是事实清楚。你这个案子，事实还没有弄清楚，起码还没有调查你，你是当事人，没有调查你，怎么能够说是清楚呢？
第二个是证据确凿。这个案件的本身，包括发案现场和有没有这件事情，证据还不全，就定性，这怎么能行呢？给你的问题定性是诬告，是‘诬’告呢，还是‘误’告呢？是错误的‘误’就是告错了，诬告就是编造事实，我想最多只能给你定个错告，不能定诬告。诬告是法律的范畴，这个处理要恰当，不然就会毁了一个人的终生。
“第三个问题是定性准确。你这个案子还没有搞清，怎么定性呢？
“第四个问题是处理恰当。没有事实清楚，没有证据确凿，没有定性准确，处理当然不会恰当了。所以说你的事好像能解决，我劝你沉住点气，别老那么激动。”
刘建军说：“我怎么能不激动呢？就说那个处分，他们把我的年龄、党龄、学历全都改变了。”
那位女同志笑嘻嘻地听完刘建军的详细介绍后说：“这件事情太离谱了！你回去等一等吧！”
接着，她随手给刘建军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刘建军直到今天仍记得很死。他终生都忘不掉。他深信，等他合眼儿的那一天，也会记得这个号码的！因为这个号码上面凝聚着他的千辛万苦和生生死死的寄托。
刘建军觉得这下总算找对了一个人，告状有门了，心里也踏实多了。他觉得事情总算有了希望。
张×同志说：“你不要在北京呆了，呆也没有用，白花钱。你回去等消息吧！必要时可以打个电话来，问问情况。”
刘建军心满意足了。因为他初次进京上访虽然时间长点儿，但总算见到了国家领导人和像刘建章部长这样的老革命，并且得到中央纪检部门和最高检察机关的同情和关注，另外还有新闻界朋友的仗义相助。
当年杨乃武的案子，也是在京遇到了一个敢于托冠上奏的夏同善。当然，时代不同了，但刘建军觉得也遇到了当代的“夏同善”。
中纪委答复得非常明确，而且从检查程序和办案原则上给他讲得一清二楚！他的案子会翻的，一定会的。他带着巨大的希望踏上了南行的列车，回到了保定。
刘建军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他从7月28日等到9月份。这段时间里，单位通知他把办公室倒出来，因为来了新局长要用。
刘建军知道他没法上班了，他受不了那些冷面孔的刺激。
等到9月25日，上面没有任何动静，可是单位的通知却一个接一个地来了。
七、党支部里有党性
9月25日那天，单位通知让他29日去机关，听取对他的处分决定，刘建军决定不去，不然的话他真受不了了。
他给单位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自己有病不能上班。
单位领导告诉他说：“我们一直为你顶着这件事，处分决定一直死顶着没传达，现在顶不住了。你不要怕受刺激。大家都一如既往地理解你。”
到了9月29日那天早上，地区纪检委就催问刘建军单位宣布了处理决定没有。单位说还没有宣布呢！
地区纪检委又问：“刘建军还交党费吗？”
单位的同志说：“我们还让他交呢！”
地区纪检委说：“不行！得停止他交党费，他已经被开除党籍了！”
宣布处分决定绝不是一个基层单位所能阻止得了的。处分决定终于在9月29日下午三点钟宣布了。
宣布的时候，刘建军看到他的同事中有好几个眼含泪花。第一个发言的是热泪盈眶的服装科科长，接着十几个党员发言，没有一个人同意这种处分的。大家从各种角度，用各种理由，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好多疑问。
党支部书记刘荣惠同志说：“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是我是一个局长、书记，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要以组织的名义，盖上我们的章，打报告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我最起码要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
党小组长郭宝森发言说：“今天党员来得最全。处分一个党员，我们为什么一直拖着不传达？因为这事不公。全国都不承认刘建军是党员，我们也承认，到月必须交党费。”
纪检组长、检查室主任李永纪同志说：“必须向上级党组织声明，我们作为基层组织，完全不同意这个决定。”
其他党员科长一一发言。会场气氛严肃，情绪激烈，众口一声，要把这个强加在刘建军身上的处分顶回去。
只有三个同志没有时间说话，十几个党员一一表态。
后来，中纪委来调查时，全局的干部党员都不约而同到中纪委同志住的地方去反映他们的看法和要求。
事情怪就怪在这里，对刘建军的处分，省里某些人可能觉得大快人心，而老百姓、基层党员们却觉得难以理解，无法接受！
上下的感觉竟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
事后，刘建军的单位以组织名义打印了文件，盖上单位公章，正式向上级反映不同意见。然而，这种反映也只能是石沉大海。
八、带病再进京
转眼到了10月，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
刘建军望着窗外纷纷飘下的落叶，感到自己的生命已进入了晚秋。几个月来，他大病过几场，身体明显地弱了下来，几乎卧床不起。
可是想到身边的子女和自己的处境，他又于心不甘。他要抓紧时间，尽早洗刷自己的冤情。
前几天，医生在给他做体检时发现CT片子上显示出一个危险的图样，肝脏中部偏右，发现4×8的一块异常组织体，直接说了吧，是一个肿块。
院长和同事们忙了一个多小时，确定不了，又拉刘建军去省医院重新检查。一群医生围着CT床检查了一个多小时。躺在CT床上的刘建军极力想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可有玻璃隔音，什么也听不清。
又过了半个小时，一位专家被请来了。这位白发学者让刘建军调整好一个固定的姿势，脱口说了一句：“一点儿也别动，这个瘤子不大，一动就拍不下来了！”
刘建军一听，顿时汗水从额头上流了下来。他知道，人在委屈时会生出许多病来的。他过去读过一些中医的书：怒伤肝，肝脏最容易因生气而导致病症。
肝癌是一种绝症，无可挽救。苍天真是不长眼！
他很清楚，肝癌是活不了几个月的。他还不到50岁，他还有很多事业，他有美满的家庭，有享不完的天伦之乐，他还有冤没有申！难道，难道他就这样不清不白地进火葬场！
他愤恨！
是腐败，是官僚主义，是家长作风杀害了他，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又导致了他生命的死刑！他想到为了党风建设，为了反映群众的呼声，而被开除出党，活着雪不了耻，死了也要去呐喊，去搏斗！
不知不觉耳边已是湿漉漉的了，他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流个不止。
直到医生通知他起来，穿上衣服时，他才从愤懑的思索中醒来。
朋友们告诉他，片子已经照好，还没洗出来，让他到外边车上等着，十几分钟以后，就可以回家了。
人在抵御死亡信息上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他感到腿发软，勉强走到朋友们为他准备的高级卧车上。
十几分钟以后，朋友们忙完了，吩咐司机送刘建军回家。在车上，朋友对刘建军说：“没什么事儿！”
刘建军也装傻：“没事就好！”
回到家里，家人们问：“怎么检查多半天才回来？”
刘建军重复着朋友们的话：“没有什么事儿。”
时间再也不能耽搁了！
刘建军抓紧给中纪委那位女副处长打了个电话。
那位女副处长说：“我们把材料转给省纪委了，告诉他们要尽快复查这个案子，你如果找，找找省纪委的×××同志。他们答应给办这个事。”
又过了几天，刘建军给省里打电话找那位同志。
对方答复说：“这个案子没有经过我们的手。分管我们的领导也知道这件事。复查不复查，要由主要领导定，或者开会定，你等等吧！反正你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看法也有，只是谁也不知道怎么插手。”
刘建军说：“中纪委让我直接找您。”
对方答：“中纪委只是以个人名义打来电话，转来的信，也没要结果。你还是让他们要结果，我们这立案就快了。”
刘建军决定再度进京，因为肝脏的危险信号给他压力太大了。他想，人一死，就盖棺定论了。
10月下旬，天气已经很冷。刘建军又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征途。
这一次，他直接去找一位高级领导的秘书。
“怎么样建军？那个问题解决了吗？”
刘建军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看这是死案了，解决不了！”
那位秘书感到很吃惊，说：“怎么，问题还没解决吗？”
刘建军说：“处分决定定了以后，很难改变了。”
那位秘书很生气，说：“那样不行！实在不行找大官吧！我给你找一找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
秘书找秘书，往往成大事。
这位朋友把刘建军介绍给全国人大一位极有威望的负责人身边的工作人员。
刘建军在约定的时间被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召见。在宽敞的会客室里，刘建军从头至尾又把他的事情说了一遍。
这位领导说：“我觉得，对河北省树一个地委书记当廉政典型是要认真加以研究的。
“树这个典型，并且把这个典型树得这么高好不好？
“我们这个党从历史上树了最高的、最大的县委书记的典型就是焦裕禄了，焦裕禄还是死了以后才树的。
“活着的人树了个王进喜，是个采油队的队长。树了个农村党支部书记是陈永贵。所以我们应该树基层的领导干部。”
他又说：“树这么高级别的政工领导干部是有危险的。如果群众对这个干部有看法，就不敢说了；发现了他的阴暗面，就不敢揭露了。揭了阴暗面，就得压一压，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容易出现冤假错案。”
刘建军听得很佩服。他觉得这位领导人头脑非常清楚，谈问题一针见血，他是从党的大角度去考虑的。
可是涉及到自己的个人问题，这个大角度还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那位领导人说：“最起码，我认为开除你的党籍是不对的，不应该处理得这么重。你先回去吧！这件事，我让人了解了解，反正只听你说，我还不能表态。再说，个人表态也没有用。这是党内的事情，又是地方上的事情，需要认真调查了解才能做结论。”
刘建军虽然非常赞成领导同志的这番话，但是作为个人，一想到仍要等待调查，他还是感到头疼。他也理解：作为领导人，一定要调查了事实后，才能表态，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他自己蒙冤，不就正是地方上的领导不深入调查，偏听偏信造成的嘛！
刘建军耐心呆在他的地下室里等待消息。
过了几天，他接到那位秘书给他打的电话，对他说：“你这个材料，领导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认真看了。看了以后，让人同河北商量了一下，河北说是地区。处理你的是地区管的干部，这就没有办法了。你还是自己找一找。”
刘建军问：“那么我再去找谁呢？”
对方没有回答。
九、刘建军申冤三进京
刘建军只好又回到了他的家。
这时候，他再度陷入了绝望的痛苦中。
晚上，刘建军睡不着，他并没有为肝脏上的病多动脑筋，而是想他两次上访的经过。
按说，他的事也有不少朋友帮忙，不少领导关心，为什么迟迟解决不了！
尽管如此，他的冤枉也让这么多的机关和领导知道了！他已经尽了呐喊之力了。
历史上，不是有很多的贤臣良将含冤而死，在死后才被世人承认吗？他打开台灯，拿起了笔，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首这样的诗：
斯人丢官为忠诚，指鹿为马气难平。
周勃遭陷呕血死，林冲蒙冤走猪林。
板桥挂印弃七品，则徐禁烟祸殃身。
我今呐喊虽受辱，击鼓骂曹亦英雄。
他觉得他的一生整个栽在了说实话上面，他甚至有点后悔，感觉自己真是傻子，为什么要在他原有的位置上做个敢讲实话清正廉洁的官呢？没有必要啊！人家那么多人都混过来了，他却不肯混，还不是自己找事吗？
正当刘建军感到完全绝望的时候，他周围的朋友却不绝望。他们虽然不知道高层的一些情况，但是从刘建军能够找到这些高层的人来看，刘建军是有一定活动能力的，并且也说明对他的处分肯定有不当之处，于是他的朋友开始帮助他。
有人告诉刘建军说：“我们局里有一个普通的干部，他虽然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但是他认识一个姑娘的对象在中央给一位首长当卫士长。”
朋友们劝刘建军去找一找，也许通过这个卫士长能够见到中央的领导人。
刘建军说：“我不去了，这么七拉八扯的人情我实在承受不了，何况能不能找到还是一个难题。我已经跑不动了。”
“你怎么知道事情不成呢？你应该去看一看。”
刘建军在家里躺了几天，好好地休息了一下，把久缺的觉补了，把肚子里久缺的油补上了，他觉得又有了一点力气。他对着镜子望着自己越来越多的白发苦苦地笑着。
王大兵也来劝他再次进京城，并且搞了辆车陪他一块去。
刘建军第三次进京去告状。
他没怎么费劲便找到那位卫士长。
卫士长很和气地对刘建军说：“我们那里有纪律，不准随便往里面送信，但是我可以帮你想一想办法，把你引荐给首长的老伴，或许能帮忙把信送到首长手中，让首长亲自处理一下。”
第二天，虽然刘建军和王大兵被挡在中央首长的门外，但那位卫士长果然把信送进首长家去了。
首长的老伴批评了卫士长，不应违反纪律，但最终还是答应关心一下这件事。
首长的老伴看了刘建军的材料后说：“如果像他信中所说的那样的话，是应该调查一下，最起码我们的党还没有腐败到这个程度，是非是能分清的。”还对刘建军说了一些安慰的话。
刘建军虽感到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但是他为这些热心人和中央领导人对事情的公正看法感到欣慰，他想：中国有青天！他一定要振作起精神来！
十、周恩来的报童气不公
转眼到了11月初，刘建军家中来了一位小老头，刘建军感到来人很面熟。
小老头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认识你，你是不是叫刘建军？”
刘建军苦笑了一下说：“看来我现在是个名人了。秦桧出名，是因为他做了不少的坏事，我现在出了名，是因为我做了一件傻事，你是钟志？”
那人说：“钟正伦！”
刘建军一下想起来了。
小老头叫钟正伦，离休后在保定修养。
在保定人所共知，他是周恩来在重庆办事处时的小报童，是在电影上最小的那个。
他虽然个子不高，但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他人品正直，敢于坚持正义，嫉恶如仇，光明磊落。
钟正伦说：“你现在大概很不开心，我们老两口来看看你！”
刘建军不胜感激，这也算一个很大的安慰吧！
在自己倒霉的时候，这二老来到他家，在刘建军眼里可以说是比贵客还贵客，难能可贵啊！
重庆办《新华日报》的报童，如今说来恍如隔世，而对刘建军来说，又是那样的亲切！因为他想起敬爱的周总理。
如今有些人，你提着礼物去求他，还得说不少好话。
刘建军说：“现在的遭遇，打击的我几乎连记忆力都没有了。我在电影上好像见过您当报童时的事迹。”
小老头哈哈一笑，感慨地说：“当时那个最小的报童的原型就是我，可是我并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不过现在你的事情，我倒要管一管了。如果周恩来同志在世，他或许也会插手的。”
刘建军摇摇头说：“您不知道这件事的复杂性。这件事情，官再大也插不上手。过去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是上梁正了下梁歪。你还能把这大厦拆了不成吗？可是不拆，你就去不掉那些歪了的下梁哟！”
“不。”老头说：“你看错了。你这个事情舆论很大，它关系到我们国家治理腐败的问题。”
“在我们老干部活动室里，每个星期活动的时候，前半个小时，大家几乎都说你这件事情。所以你现在真是一个名人了，人们走到哪，就议论到哪里，家家户户都议论。”
“我想，既然大伙都议论，说明这件事情是敲在点子上了，不管敲得好还是敲得坏，总而言之是敲在点子上了，所以我想管管这件事。当然，我管这件事，是要为党负责。我也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我不是你的亲戚，也不是你的朋友，我只是周恩来同志的报童！”
老人颤巍巍地说着，刘建军听了实在受感动，他问老人：“您怎么帮我呢？”
老人说：“我找找邓大姐。”听得出，老人跟邓颖超的关系还是很熟的。
于是，老人给刘建军提供了一个地址和电话说：“我不忍心看着你这样蒙冤受屈！你再找找试试看。先用电话找这位同志。当然，我还可以介绍给你另外几位，他们都在北京。”
刘建军在小老头的鼓动下，又雄心勃勃地踏上了去北京的上访路。
老伴听说后，总是怕刘建军受不了这次打击，他一定要跟刘建军一同去北京。
刘建军非常感慨，他已经快50岁的人了，前半生都为了党的事业做出牺牲，直到今天也没能带老伴到北京逛逛，一直心里暗暗地感到对不起老伴，而现在去北京告状却带上了老伴，老伴是在他最倒霉的时候要求伴他进北京的，真是自己的人生知己啊！
刘建军拿出了家里最后剩下的一点钱，同老伴上路了。
谈起老伴陪他这次进京受的罪，现在刘建军还是眼泪汪汪的。
在火车上，他同老伴坐在车厢里的通道上。
为了一瓶汽水，老两口推让了个死死活活，谁也不肯喝，如同到了上甘岭一样。
终于又到了北京，这会儿刘建军对北京的各个部门可是熟悉多了，他很快就找到了报童指给的那个地址。
接待刘建军的是一位女同志，她热情地说：“真是出了个稀罕事，怎么能处分你呢？我打个电话，问×××在不在。你找找看行不行。你赶快抓紧办吧！”
刘建军千恩万谢地说：“只要能找到你介绍的这个人，我就满意了！不管成还是不成，我觉得我这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
电话打通了，对方说，这几天太忙，让下星期一上午8点从中南海西门进去，那位同志约见他。
他又一次同老伴一起来到中南海西门。
中南海西门的那个哨兵认出了他，他注视着刘建军说：“你怎么又来了？还没有回老家吗？”
刘建军说：“不，我今天是应邀前来。”
这位战士给他传进去了证件。
中南海管理非常严，他只能在门口等着。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相貌端正，温文尔雅，穿着整齐的西服。
刘建军相信他就是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或者是中办负责人，但是他不敢问，怕人家烦。
来人问他：“你就是保定的刘建军吗？”
刘建军忙说：“我就是。”
那个同志说：“你的事，我知道，你过去寄给我们领导的材料，我们看得很认真。”
“上星期，你让别人打电话来时，我们又仔细看了你的材料。如果还有材料，你就留下。请你相信，我们会认真处理这个事的。”
“你不要失望，我们把你的这个材料再转一转，转到河北省××部门，你不要再来回跑了。我想，我们转的材料，他们是会重视的。”
刘建军想：中央机关的作风真够认真的，我的信，他们竟然真的看了，而且看得很细，还做了处理。
他很感激这位同志的帮助。
刘建军握着这位同志的手说：“我头一次见到您很高兴，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怀。”
然后，他领着老伴离开了中南海门口。
刘建军感到肝区上的病给自己留下的日子也许不多了，自己还能活着看到冤情昭雪吗？
他与老伴一同来到复外大街，在一个饭店进午餐。老伴给他要了两瓶啤酒，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给，你喝点酒吧！”
刘建军惊讶了，因为他血压高，加上那肝上的病，老伴平常是不准他喝酒的，而今天是怎么啦！
老伴说：“喝吧！你也不容易，一辈子想当个好党员，可人家不承认；一辈子想当个好官，人家却让你当不成，喝点吧！酒能解愁。”
刘建军望着老伴，心潮翻滚，他今天才真正体会到“夫妻”两个字的真正含义。
这位普通妇女，在他眼里高大起来，美丽起来，他真想上去拥抱她，然而这里是公共场所。
他不由得抽泣起来，以致对面就餐的顾客纷纷上来劝他，以为他是丢了钱包。
刘建军仰起脖子，把一瓶酒干了下去。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品出了酒的甘醇，然而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从那以后，刘建军戒了酒和烟，因为老伴不让他吸烟、喝酒，是为了他的健康。他要为她好好活下去，尽可能延续自己的生命，争取更多的时间给这个小家庭添一份温暖。
后来回到保定，刘建军先把所有的好烟都开一盒，抽出半支，摆在案头，又把好酒都打开瓶，也摆在桌子上，天天看这些他多年来喜爱和离不开的东西。
在这些好烟好酒的前面，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以激励自己戒烟戒酒的决心：
老伴劝戒是心疼，抽烟喝酒坏作风。
一诺千金男子汉，从此烟酒不再沾。
他真地戒了烟酒，直到记者采访时，他还烟酒不沾。
第六章 共产党人的责任
新闻界的朋友说：“我们给你开个记者招待会，大家共同努力帮你呼吁呼吁。”可招待会最终却流产了，为什么？
当刘建军拖着疲惫身躯走进法院要打官司时，法官说：“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不包括党委机关处理的纪律案件，你这件事归共产党内部处理。”
一、新华社的记者们
在北京，刘建军再一次想到去找新闻界的朋友们。刘建军对老伴说：“我们得到新华社去，那儿或许有人会支持我们的。”
刘建军对新华社是很熟悉的。他直接找到了新华社的朋友。
人家问他：“建军啊，你这个人敢不敢闹啊？”
刘建军说：“我当然敢闹了！我现在是光着脚不怕轧脚了！我怕什么？怎么折腾，不就是开除党籍吗？我已经没有党籍了。我还怕什么？”
那个朋友笑了笑说：“你敢闹就行，我给你找找人。”
他领着刘建军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找来几个朋友商量这件事情。
有几个朋友说：“这样吧！我们给你开个记者招待会，把北京的新闻单位都给请来，起码一个新闻单位来一个人，然后你把你的冤屈再说一说，大家共同努力帮你呼吁呼吁。”
又有人说：“光呼吁也不行，新闻单位毕竟是新闻单位，我看这事，你还得打官司，去告状！”
还有人告诉他说：“你可以告到法院的行政审判庭，你说你觉得被撤职不对，被降职也不对，这是可以打官司的。”
刘建军笑了笑说：“我还是先依靠新闻界吧。”
几位朋友说：“可以，我们先给你租一个会议室，咱们摆点茶水，这个茶叶钱你拿，会议室的钱就拉倒了。咱们把大伙召集起来喝杯茶，你也没有什么礼物，没有什么纪念品，再说你是背着债去告状，大家也不忍心要你的什么纪念品。”
刘建军觉得这批记者真勇敢，真够意思。
他深深地感到了中国记者的正义感和勇气——他们无所顾忌，无所畏惧。
然而，刘建军还是不想开这个会。他觉得这对党的整体形象有损伤，不太妥当。
朋友们说：“你可真够忠的，到这份儿上了，还考虑影响。那好，我们帮你转信。”
他们从刘建军包里拿走十来封申诉书，后来，听说都转到有关地方了。但这些申诉书还是照样泥牛入海。
二、法院管不了的案子
记者招待会没开成。按朋友的主意，刘建军就被撤职这一点，又向法院行政审判庭提出行政诉讼。
他直接找到了法院，这次他可想真正地打一场官司，哪怕打他个家破人亡。
法院很热情地接待了他。
刘建军坐在法院办事人员对面的椅子上，不无愤慨地从头到尾把事情说了一遍。
法官听完了他的讲述以后，表示很感慨和同情，可是法官告诉他说：“刘建军同志，我们不是不接受你的案子，法院的大门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打开的，然而你这件案子却不一般，它不属于法院受理的案件范畴。因为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不包括党委机关处理的纪律案件，这还归共产党内部处理，不是我们的事。行政审判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做出的处罚所引起的纠纷，比如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给予的治安处罚不服，等等。你说对不对？”
刘建军问他：“那么我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我说句大胆的话，共产党自己内部的事，法庭能管些什么呢？”
法院工作人员摊开双手对他说：“你可能确实占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你只能先回去再等待。你的材料，我们负责转给纪检部门。”
刘建军一听说转材料就头疼。
刘建军同老伴一起回到家。这会儿，他虽然心灰意冷了，可是又想：我不得不到省里去问一问，即便是已经决定了，我也得问问他们对这段时间中央许多领导的批示是怎么看的。
他想起毛泽东时代。
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批下一个文件，全国闻风而动，你甭说毛泽东，就是一名副总理批下一个批文来，哪个敢不动呢？而现在这么多领导人批文，居然纹丝不动，这地方上的“堡垒”真够坚实的！地方对中央的精神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怎么得了！
三、“彭元帅太少了”
有一天，刘建军从医院拿了药后，直接去了保定市前任市委书记郗光同志家。
刘建军告诉老书记：“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到哪儿都没有用处。办不了的，光有热心不顶用，能办的又各有各的苦衷。我看透了，我不会告出结果。彭元帅太少了，唉！”
这位前任书记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小子应该挺得住劲！战争年代为了党流血牺牲，和平年代为了党的事业也有被开除党籍、撤职的，这个我觉得不是不光彩的。你甭说你，就说我吧，我也被整过多年。我现在不是担心你个人平反不平反，这不是主要的，而我担心的是：你不平反，你反映的这个事情就不会成为事实，而假的却将成为铁的事实。我希望你继续努力。有句话不是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不给你平反，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确实存在问题，有的还很严重，但那肯定是暂时的。平反了，说明党的英明伟大，就得了。你即便现在被开除了党籍，也要好好地生活下去，为党工作下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才对呢！”
这几句话说得绝望中的刘建军心里热乎乎的。他大声地说：“书记，您放心，有您这句话，我就能顶得住！”
这位书记说：“你说说看，你怎么顶得住啊！”
刘建军说：“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平不了反的准备也有，平得了反的准备也有。人家劝我练气功，我就先练气功。”
书记笑了，他举出了许多例子，举出了历史上的许多清官，如屈原、苏东坡等。他说：“为什么这些人书法都好，文字都好呢？大概因为他们已经看破了红尘，已经超脱了吧！”
他还说：“你知道郑板桥吗？他也是个县令，人家不当官，一骑毛驴就走了，对这些事情不那么在意。我知道你的性格，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认真。我相信你不会走苏东坡的道路，也不会走郑板桥的道路，你肯定要斗争下去！你如果需要钱的话，尽管来找我好了。”
书记说到这儿以后，他的老伴走了过来。
她拉住刘建军的手说：“建军，你告诉我，你需要多少钱？我们虽然钱也不多，可是会支持你的申冤，支持你看病！”
刘建军说：“我不要钱，没有钱，人可以活着，没有理想，人就蔫了，我还要去找我的理想！你记得我过去写的诗歌吗？那就是我真正的理想。如果我在官场上失败了，被整趴下了，那我还有笔嘛，我还有我的头脑，我还有我的心嘛！我只要不死在肝病上，就能有所作为。”
四、寻找“彭元帅”
带着严重的肝区病痛，刘建军第五次踏上进京的火车。他这次想去找一位老首长，那是位非常被敬慕的老革命。过去他曾多次去他家，听他谈哲学，谈政治，谈人生。
那是他心目中的一位哲人，而且又是原河北省的主要负责人。
这位老首长已经退居二线。
他说：“建军啊，第一个我不能干扰河北省的工作，因为我已经不在位了。不过有一点你放心，我知道你反映的这个人不适合做党的领导。我并不是听你一个人说，我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了解，现在确实存在党风不正的问题。一些人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两面派。我们需要彭元帅，需要像彭德怀那样敢于说真话的人。你呀，你别找我，你自己去找河北省。一次不行找两次，两次不行找十次、百次；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十年。因为河北省对一个县委书记要负责任，它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帮助解决冤情。”
刘建军信心十足地走了出来，告别这位老上级。
他哪都没去，又直接回到了河北省。
河北省还是搞“踢球”战术，互相地踢。整整一天，他们把刘建军从五号楼踢到四号楼，从四号楼踢到七号楼，从七号楼踢到五号楼，从纪检委踢到组织部，从组织部踢到办公厅，就这么让他跑三角。
“彭元帅”没找到。
刘建军事后对记者说：“现在想起来，我真他妈的够有恒心的，够有毅力的，要是换了一般人的话，早从那楼上栽下去了。因为我每次跑，都听到好多没法解释的混账话，我真是跑烦了！”
秋风萧瑟，刘建军的心被阴霾笼罩着，感到透不过气来。天气冷了，可刘建军却在家里呆不下去，呆着，他就觉得会更快地死去。
他整天往外面跑。
这个时候，他的药量不断加大，而且不止一个两个人劝他学气功。
肝上长的东西，一直没有人跟他讲清楚是什么，然而每天的疼痛，告诉他病情在发展。
他也看过不少医学书。肝上如果长了肿瘤，不可能治好，只能是延缓死亡。而气功治好肝癌的报道，他也略知一二。
刘建军经过痛苦的思考，决定以保养身体为主。留得青山在，自然有柴烧。
第七章 县委书记入佛门
在北京，刘建军拜见了气功界的×大师，大师带他参加了一场气功学术报告后，最终，刘建军竟成了大师的亲传弟子。
江总书记对小和尚说：“要相信党和政府是惩治腐败、主持正义的，希望你能还俗，为建设四化做贡献。”
一、巧遇气功大师
我们问刘建军：“您相信气功吗？相信那些呼风唤雨的事吗？”
刘建军说：“不！我不相信。但是气功这个吸引人们的字眼，使我产生了极大兴趣。”
我们问他，这个字眼是什么？
他说：“叫‘悟性’。因为从我小时候，到我这把年纪了，我们党内始终都在讲觉悟、觉悟，它是有政治色彩的。那么我要看一看，社会上的觉悟究竟是什么？对于呼风唤雨的气功师，我是不相信的，这种现象只能让未来的科学去证实。”
刘建军参与了气功的学习，他学得非常认真，因为他要体会一下这悟性究竟是什么？他甚至觉得自己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悟性。他真的没有悟性，不会脱俗，如果彻底有悟性的话，他为什么不能顺乎自然呢？
刘建军练气功主要是喜欢那种心静如水，忘掉七情六欲的境界，他准备在那个地方寻找一下心理的平衡，把他的烦恼——无尽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
他准备用努力练功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刘建军为了体尝觉悟的含义，还真下了一番苦功夫。他读了许多的气功书，还有佛经、道德经、圣经。
佛门里的一些话，他虽然不是很理解，同时也不是很赞成，但是却真的使他产生了心平气静的感觉，这使他尝到一种超世之外的甜头。同时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人性的回归。这回归使他几乎看透了滚滚的红尘。
混了这么多年，风风浪浪，疾风暴雨，他还从没想到他未来的人生应该是到这块净土里来。
为了找到这个觉悟的天地，他曾经跑遍了河北省所有寺庙。他走到寺庙时，双手合十，眯着眼睛对着袅袅娜娜的青烟，对着那泥塑的菩萨念念有词。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也不期望菩萨来保佑他。
他很喜欢看寺庙两边的和尚或者尼姑双手合十，敲着鼓打着木鱼，念他们的经。那种无比的虔诚，使他悲喜交加。
在这种环境里，他发现还有人比他活得更艰辛，还有人比他活得更孤独，可是这些人在佛门里都心静如水，无欲无望。
他忽然觉得一年来的奔波求真，真是太愚蠢了，太可笑了。跑个什么劲呢？当什么县委书记呀？当什么局长啊？无非六根不净。如果一切斩断红尘，入了佛门，就什么都没有了。
气功是集佛道及医、武各家之长，来养生健身的。佛家所极力倡导的是觉悟，欲望越多，痛苦越多。道家也倡导顺其自然，无为而不为。
于是他一边练功，一边频频地拜访气功大师。他对×大师的气功“理论”很快就接受了。
在老朋友、也是气功界×大师的得意门生的引导下，他在北京拜见了×大师。
没想到×大师对他这个县委副书记很感兴趣，把他请到二楼，和他谈心。
这间屋子使刘建军终生难忘，屋里点了好多的蜡烛和香，还有许多水果。人家告诉他说，这就是×大师的练功房，一般人不让进，连他的助手们都进不去。
×大师微笑着问他：“我听别人对我讲，你遇到了许多麻烦，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思想上，你能让我看一看吗？”
刘建军说：“那好吧，请大师给我看看，我的前途究竟如何？”
×大师听后忽然笑了起来，说：“我看不出你的前途来，人的前途和命运不是天给的，是人的性格和机遇造就的。你看看我过去的相册，我也是矿上的党委书记，我也是大学毕业生，我可以去当官，可是我没有去，我就搞了气功，气功是我的事业。我读了许多书籍，这些书籍你可以看，我建议你先看一看《易经》。”
《易经》，刘建军以前读过。因此他俩谈得很投机，一直谈到中午。
中午的时候，×大师特意邀请他吃饭。×大师看来是挣了不少的钱，盖了楼房；全国有好多的办事处、气功学校，在峨眉山下，他还搞了人体科学研究院，人体生命科技大学。
刘建军问他：“你觉得我最好搞什么？是入佛门呢，还是搞气功？”
×大师莞尔一笑，并不直面回答。他说：“你应该看破红尘，欲是痛苦之源。”
×大师又说：“你看看我，我是有钱了，可是我吃饭很简单，一个馒头一碗菜汤，还有点咸菜，我就感到不错了。我没有任何的奢望。”
刘建军痛苦地说：“我总感到我的前半生过得太凄惨，后半生过得太绝望，你跟我说说我该怎么办呢？”
×大师说：“明天我要在北京科学礼堂做学术报告，你可以参加，不妨来听一下。”
刘建军真的去了。一看那个阵势，他大吃一惊。只见来听课的人浩浩荡荡，座无虚席，新闻单位的记者就有70多，领导干部100多，甚至还有省委书记、老将军、部长、哲学教授、老医师、中科院学者。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些人为什么像着魔似的都来听他的课？真神了！
××大师对他说：“你应该明白了。”
从此之后，刘建军竟成了×大师的亲传弟子。×大师让他去学气功，从一部学到四部。在廊坊气功学院毕业时，他是唯一拿到了一级气功师证书的人。因为他太专心了，入静以后，心率每分钟不超过20次，呼吸每小时才60次，所以1991年中国唯一的一个气功大挂历上还出现了刘建军的肖像呢！
刘建军看着大挂历上的这张肖像，觉得可笑又可悲。可笑的是，一个县委副书记竟作为×大师弟子出现在老百姓眼前；可悲的是，他作为县委副书记，辛辛苦苦工作了那么多年，为老百姓谋了那么多的福利，不但没能宣传他的肖像，反而连自己的脸面也没有了。
另外，刘建军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气功居然吸引了国内许多高层次的人，而这些人是刘建军过去踏破铁鞋无法觅见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不能不感慨人世的艰难和历届的政治运动给人们造成的伤害。
他在×大师这里遇到了不少高阶层的朋友。
一天，×大师打电话给他，说在青城山建立一个人体生命科学院，请他去看看，更欢迎他去学五、六部功，甚至欢迎他到那里主持工作。
刘建军虽然没有答应去，可他对气功迷上了。因为气功使他肝区疼痛减轻，使他感到自己以往的忙碌有点可笑。他有点儿心安理得了。欲望少了，痛苦真的也少了。退一步真的海阔天空。他返璞归真了，他从清静无为中找回了自己。
二、青城山下的徘徊
尽管刘建军对气功入了迷，越练越有瘾，尽管他对《佛经》、《圣经》、《道德经》、《易经》熟读深解，然而他毕竟受党、受新社会教育多年。
他忘不了自己几十年的信仰，忘不了自己的冤案不仅关系到自己一个人，而且关系到一级组织的形象。
成千上百的群众和朋友还惦记着他，希望他坚强地战斗下去。
他也坚信党内有不少的“彭元帅”，他会遇到当代“夏同善”。——人只能打输，不能认输，他不能倒，他不能倒下去，倒下去不是他的性格。
刘建军是条硬汉子，虽然他这次遇到的挫折比以前的几次死亡威胁局面更难对付，但他细细想来，所有他见到的领导，包括一些地方上受命直接整他的人，也都在同情他。
也许以往的努力没有用在点子上。
《圣经》上有这样的故事，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去，每隔半月就落一回潮，大海就露出一条道来。如果在水位高的时候非要走那条道，非淹死不可。什么事都有一个时机问题，逆潮流而动就必然要倒霉。
毛泽东一辈子都在讲究方法。方法不对，事倍功半，方法对了，就事半功倍。
他又回忆起几位老领导的话，每个人都告诉他：打这场“官司”，要准备几年的时间。特别是那位政协领导，在给他写的打油诗中写道：
全国抓举报，河北抓诬告；
小官告大官，丢了乌纱帽。
你要干到底，不屈又不挠；
大是与大非，十年见分晓。
老领导说要十年，你刘建军半年就坚持不了啦！连气功界还讲个意念，就是信心！打官司靠信心，战胜病魔，也靠信心。
刘建军冷静了。他给自己上了纲，叫做“极左”，急于求成。要正确把握自己。目前，第一位是练气功，治疗疾病和健身。
他要像戒酒戒烟那样，向气功要健康。
他带了些药，登上了南行火车，去往青城山。
×大师不知道为什么对刘建军这样不错。他在青城山又一次让一位老师给刘建军打电话，每次挂电话，都问他修炼得怎么样了，是不是有长进。
×大师还答应他说：可以为他全家解决住房和孩子的工作，他们都可以搬过去。青城山就在峨眉山脚下，这个地方气候宜人，青山绿水，刘建军可以安心在那里从事气功工作。
青城山脚下果然像个世外桃源。刘建军到达以后，抓紧平静心态，尽可能忘掉烦恼，接受修身静养的教育。在这里的日日夜夜里，最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许多过去担负很重要领导岗位的人物也在这里。
这些人物来到一起，都很平易近人，没有级别之分了。
大伙亲亲热热，仿佛认识几十年的老朋友一样。
一种自觉的自我修养和超世的欢乐充满着这个美丽幽静的青城山。在传说白娘子和小青修行过的深谷和小溪旁，刘建军真正地开怀大哭过一次。好痛快啊！
刘建军发现，尽管大家吃的很简单，住的也很平常，但人们都非常开心。原因很简单，那地方永远不会开除谁，批评谁，不会吵嘴和骂娘。
那里还聚集着一群自称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让刘建军猛然发现，自己过去的很多说法、想法、做法，多么的“天真”和片面。有时候，不知哪位有特异功能的人就来为大家表演一番。信不信由你，让他大开眼界，顿时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人生嘛！
每天晚上，刘建军都静静地练功治病。
他的身体大有改变，粗茶淡饭，反而使他的饭量大增。肝区疼痛减轻了，消化不难受了。他想，也许在这种环境里，人一辈子也不得病。
回忆半年来的经历和半辈子的官场生涯，使刘建军不得不感到疑惑。
官场上生存得这么艰辛，为理想奋斗了那么多年，活得那么操心、惊心，可为什么，中国的历史总是那么坎坷艰辛？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在国家兴旺、人民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可为什么腐败现象在某些地方也愈演愈烈，以致严重挫伤了一部分群众的信心？
这些年，他太累了，他真想入了佛门算了！
但是他毕竟是一名社会主义时期培养起来的共产党员。
他有根深蒂固的信仰。
不长时间，他怀着几分留恋，离开青城山，回到保定的家中。他在佛门和“政门”之间徘徊，在红尘和看破红尘之间徘徊。这种徘徊，对一个忠心耿耿的布尔什维克来说，真是太痛苦了。
三、总书记关心小和尚
又是在北京的一次气功报告会上，他意外遇到了在中央工作的一个老乡，也是一位非常要好的老朋友。
那个人很吃惊地说：“建军你怎么也来了？”几乎是在同时，刘建军也问他：“你怎么在这里呢？”两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既兴奋又惊讶。
刘建军沉吟了半天才说：“现在我已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罪名是分裂党！”
那个朋友一听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他说：“建军呀，别胡扯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就算你想分裂党，你能分裂吗？你分裂团也分裂不了呀，分裂个生产队也分裂不了啊。你今天来学气功，是不是想改变信仰，逃脱人生的现实呀？”
刘建军含含糊糊地说：“养生益智，寻找心净。”
老朋友劝起了他：“建军，我对你说呀，逃脱现实是逃脱不了的，你现在还是应该为你的前途去搏斗！不要在气功界寻找人生的寄托。气功不是神灵，那不是你的路！”
刘建军听了淡淡地一笑说：“我已经不准备告了，没有用处的。我从上头找了那么多大官也都没有用的。”
老朋友说：“你知道吗？我在中央已经听到你的事了。河北省委有个管材料的老乡，对我说：‘刘建军，就是个书呆子，你看看我的办公室里，两个柜子，都是他写的信，你说他磨了多少笔墨吧！他的信如果加在一起，有50万字了。如果你认识刘建军的话，就对他说，不要写了，那不浪费人力吗？没有用的。’”
“所以，我改入气功的门儿了。”刘建军说。
那个朋友接着给他打气，说：“党中央是主持正义的，是有雄心和魄力把中国搞好的。你也不要参加什么佛门道门，不要信仰什么家啊师的，还是应该做你应该做的事吧！去找中央办公厅，找书记处书记。最近有一家报纸发了一条消息，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刘建军问：“是什么消息呀？”
那个朋友说：“总书记在南方视察时，在庙里遇到一个小和尚，是个大学生，出家了。总书记问他，你为什么出家呀？他说，看不惯当地那种腐败，受不了那些有权有势人的气。总书记劝他，还是要相信党和政府是惩治腐败、主持正义的，希望他能还俗，为建设四化做贡献。
“现在这个小和尚已经还俗了，从事他所学的专业了。你看这个例子怎么样啊？依我看，你还是把那只踏入佛门的脚缩回来吧，你会有前途的。”
刘建军说：“那按你的说法，我是否还得申诉？”
那位朋友说：“你当然还要申诉，但要看怎么个申诉法。”
刘建军说：“中南海，我又进不去。”
这位朋友说：“我想个办法，你得让我好好想想，给你找个机会。你找得到找不到‘真佛’，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刘建军说：“过去别人都劝我不要太认真，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不接受。现在我相信人家说的是对的。哎！今天听了你的话，我就再最后申诉一次看看，如果再没有结果的话，那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第八章 状海无涯
刘建军自认遭遇类似于杨乃武，那他和杨乃武有几处相同呢？
当刘建军准备出家当和尚时，突然发生一件离奇的事情，使他改变了最初的决定，这是怎么回事？
一、第201封告状信
刘建军回到家里，再一次换上他那双登山运动鞋，准备最后一次申诉。
晚上，他写好第201封申诉信，按照老作法，他到街上复印了几十份，装好信封，发了出去。
刘建军在申诉中引经据典，据理相争。他在信上写道：
各位领导同志：
今年三月，我向省委书记提供两个信息，说河北省委树立的廉政典型是假的。他的儿子酒后开车轧死人，报上登了，他曾表态，希望是判重刑的，实际上他曾找××等地方领导说情，以致判了刑的儿子在服刑期间当上了检察分院的检察官，戴着国徽、领章执行任务，抓别人，这种罪犯办案的现象在旧社会也不多见。
这位典型因为没能进省委领导班子，回保定后发牢骚，语言偏激，令人吃惊。我把这两件事向省委书记反映，而不是向纪委和政法机关反映，结果却遭到了灭顶之灾：我的反映信被转到个人手里，在没向我这个原告调查之前，就定出了不能当党员不能当干部的框框。
我掌握一定的证据和录音，据法律权威人士讲，录音内容具有法律效力，但这些录音在临处理我之前的头几天，交道组织上，也不被参考。我提供的两个人证，也没有调查。我所反映的问题，确属真实，为什么指鹿为马？
刘建军还把1990年7月20日《法律咨询》发表的一篇文章复印，加在他的申诉中，让领导参考。
这篇文章写道：自中央号召举报以来，受到打击的人多达8322人。有个干部因反对领导干部腐败，上告170多次才解决。那还算走运。人民大学一个学生反映原籍干部受贿，被判7年徒刑。经中央领导三次过问，才得到解决。
刘建军接着写道：
自我反映××地委书记是假廉政典型后，被强行戴上了分裂省委和诬告的帽子，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目前，我只能再继续申冤，直到问题解决。
二、给中央的信
党中央领导同志：
我叫刘建军，现任保定地区轻纺局副局长，参加工作32年，入党15年，受大学三年教育。历任科长、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农研室研究员、县委副书记等。
自82年调河北，先后八次立功受奖，著有小说、电影剧本、歌曲等。身为作协会员，新华社等八家新闻单位特邀记者、通讯员。
今年三月，因反映××地委书记两个问题（因没进省委班子发牢骚，儿子轧死人判刑期间由司机改为到地区检察院批捕处工作），竟被扣了“分裂省委”、“挑拨领导关系”、“诬告陷害”等帽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为伸张正义、坚持原则，特做如下申诉：
一、反映的问题是事实还是诬告？
我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即他没进省委发牢骚。当事人事后回忆，曾做了录音，还有两个证人。录音经高级律师鉴定，具有法律效力。我提供的证人，一直没有调查，录音也以“没逐句重复一遍”而置之一旁。这样有证据有证人的事，怎么叫诬告呢？
我反映的第二个问题：其儿子醉酒后开车轧死人逃离现场，被判刑。因为老子的影响，罪犯戴国徽、持手枪办起案来。这在黑暗的旧社会也不多见。而这个问题，处分决定中只字未提。
中央纪检委文件规定：“对检举揭发，除对不真实部分给予解释外，对真实部分应当给予适当处理。必须坚持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职位高低、贡献大小，资历长短，都要认真处理。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
在组织上审理过程中，一味强调被反映的人是“地委书记”、“见于报纸的廉政典型”，又对他应负的责任避而不谈，说什么“人家不承认，谁证明也不行。”硬说我诬告。明显表现出压制一方，维护一方的倾向，体现“下告上”的艰难。
什么叫诬告？全国信访会议文件规定：所揭发的内容有属实部分，即便是极少部分，也不能认定为诬告。
中央文件规定：“对检举不实的必须分清是错告还是诬告。如系错告，应说明情况，澄清是非。”
文件还规定：“诬告，是指故意捏造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控告，借以陷害他人的行为。但诬告所捏造的，仅限于有关犯罪的事实，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处分。”
我反映的问题：第一，有一定的根据；第二，不属于有关犯罪（连处分也不会给）的事；第三，不是向公安、司法机关控告，而是写给了省委书记；第四，没有使对方受到刑事、党纪、政纪处分的后果。
这样一封有根据、没后果的信，怎么能说是诬告呢？
二、处理理由不足，定性不准，结论错误。
处分决定说：“匿名信反映的问题不存在。”
这就肯定了对方没发牢骚和他的儿子没能轧死人、服刑期间当了检察官等等。
在定性上，出了个指责我：“挑拨省委领导关系”、“分裂省委”、“给省委领导和对方造成很坏影响”的结论。
照这样说，谁反映的问题“不存在”，谁就存在问题——即比如我反映某人杀了人，他不承认或者没有杀人，就等于我杀了人。
因此，所谓处分决定中“挑拨”、“分裂”之类结论，无论是事实上还是逻辑上讲都是错误的，讲不通的。
处分决定不是搞大批判，不是写理论文章，不能像写小说那样采用意识流手法。
再说，处分决定认为我的反映信给省委领导和对方本人造成很坏影响。
这里有两点：一是对方当时并非省委领导，在省委无任何职务；二是即便是真的当上了省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也不能同“省委”划等号。
省委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不是指任何一个人。况且省委也绝不至于如此脆弱，几十字的一封信就能分裂了？更何况说那些牢骚话的不是我，而是被反映人。
中央文件规定：“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说什么问题。无论对事实的认定还是对是非的分析，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证据，不主观臆断，不带框框。”
把反映的地委书记的问题说成是挑拨省委关系，分裂省委，属于地地道道的扣大帽子。
三、处分决定违反了审理程序。
第一，检举信被转到被检举人手里，违反了中纪委关于保护检举人：“严禁把检举信转给被检举个人处理”的要求。
中央文件还说：“凡由于违反这一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责任。”中央“严禁”的事，在这里违反了。
第二，审理违反了中央规定。中纪委文件规定，哪一级管的干部哪一级审理，“不允许任何个人或少数人决定和批准对党员的处分。”
当纪检委找我时，还没有对我进行调查，却定了“严处”，“不能当党员，不能当干部”的框框。
只调查被告，不调查原告的官司实不多见。
第三，我手里的录音原带，7月9日才得以交纪委，可7月7日已决定了处分。
中央要求“处分材料必须在正式决定之前同本人见面。”而同我见面又是在20天以后（详见处分文件和我签字日期）。
中央还要求：必须严格审查材料是否齐全，证据是否充分，避免发生先决定党员处分，后补充材料、索取证据的现象。
中央“严禁”的事，在我身上发生了；中央要求“必须”的事，没有做到。
四、“严处”是对方胁迫的结果，是间接地打击报复。
为鼓励举报，中央和各级组织很多文件都提到“可以署名，也可以不署名。”匿名并非治罪的理由（保定市报7月4日尚有专稿）。不论是署名和不署名，都不能把打击目标放在举报人身上。
有人如果把信转到被告手中，如果被告有一定地位，就避免不了打击报复。
我反映他人没有说作风、经济问题，不是向外扩散或贴小字报，没有人身攻击和形成实际后果。就算是虚假告发，平心而论，能开除党籍吗？按“反坐”说，也已过甚。
为什么对我的处分如此超乎寻常？这与对方胁迫有关。
他不仅仅采取各种办法胁迫保定地区对我一棒子打死，扬言要起诉等等。动用省公安队伍，再三要省委等为他出气。
按明智的做法说，对立方当然应当回避，绝不应当干扰保定的调查审理，插手此案。
已经形成了对我的打击报复，以致引起强烈的公愤。
党章规定：党员对处分不服，允许上诉。“必须按照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不错不纠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
按照原则和权利，我已先后多次给地委、地纪委、地区监察局领导和省委、省纪委领导写信。多次登门上访，都因是省委领导定的而噤若寒蝉，不敢介入。
现再次提出申诉，为坚持公道合理、捍卫党的光辉形象，我决定不怕更大的迫害和报复，义无反顾，申诉到底，以求得领导的明察公断，伸张正义。
此致
敬礼
刘建军
附：地纪委处分决定和所附我个人意见
当事人回忆录音整理稿
注：本申诉材料所引文件，摘自《纪检干部手册》、《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三、给国务院领导的信
国务院领导同志：
近从报刊获悉，自中央号召举报以来，受打击报复者已达8322人；有一个干部举报170次，才得以惩治腐败干部；还有一个大学生，因告发原籍干部的问题被判七年徒刑，在国务院领导关注下才得以解脱……
我于今年三月给省委书记写信反映一个地委书记因没进省委班子发牢骚，被开除党籍、撤职、降四级工资等。送上一份申诉材料，望能直接派人前来保定查处此案，并向全国公布，以正党风、政纪、民风。否则，打击报复将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了。
敬礼
刘建军
四、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信
敬爱的委员长：
您好！我叫刘建军，曾任县委副书记、保定地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农研室研究员，现任保定行署轻纺局副局长。
今年三月，我向省委书记写信反映一个地委书记两个问题（其儿子轧死人，服刑期间到地区检察院刑检处工作；本人因进不了省委班子发牢骚）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向委员长倾诉一腔委屈。
委员长，近读《法律咨询》第八期，得知自举报以来，被打击报复的全国多达8322人。还据报刊介绍，竟有人举报170次才被重视，解决贪官问题。
我的反映信被转给对方本人后，出现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问题，具有典型意义，请求委员长批转全国人大有关部门，派人直接调查。
因为只要下转，就没用了。
随附我的申诉一份，请有关部门和秘书同志一阅。
礼
刘建军
五、给中纪委书记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同志：
我是刘建军，保定行署轻纺局副局长、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农研室研究员、县委副书记。
今年三月，我向省委书记写信反映一个地委书记因没能进省委班子发牢骚的问题，万万没想到，省领导将信转给被反映人。七月七日，保定纪委决定对我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四级工资。
由于这一处分过分离奇，遭到社会各界反感。
在此后几个月期间，我先后上访地、省和中央有关部门许多次，均无明确答复。除对定性不准、处分过重、反映信转本人不满外，仍得不到公正处理。
文件下发后，我单位广大党员、干部一致感到不公道，纷纷写信给领导，要求纪委做解释。
我一个县级干部，为党工作32年，处分决定竟然把党龄、年龄、文化程度都写错了。
我反映对方发牢骚，牢骚话没有涉及中央领导和四项基本原则，又是向省委书记反映，没能涉及经济、作风、政治立场问题，没有贴小字报、向外扩散等。牢骚内容也不可能涉及党籍和职务。
对反映情况的我，竟如此过分地严处。
在处分过程中，有很多违反中央规定的作法。
1、违反了中纪委[87]11号文件第四条第四款，把反映信转交了本人；
2、违反了省纪发[87]5号文件第19条，错误定性、无限上纲。《纪检工作人员手册》对“诬告”有明确解释：“诬告是指故意捏造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控告。但诬告限于有关犯罪的事实，并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处分。”发牢骚不属于犯罪范畴。处分决定还把反映说成“分裂省委，挑拨省干部关系”更是离奇了。
3、违反原纪发[87]5号文件第十六条，对此案只调查被告，不调查原告及原告提出的证人。
4、违反了中纪发[87]12号文件，处分材料不是在正式决定之前同我见面，而是决定之后20天才让我见到。当我提出5条意见后，没有做出解释和复议，更谈不上支部大会讨论。
5、违反了中纪发[87]12号文件，文件要求“不允许任何个人或少数人决定对党员处分。”而我的处分是纪委再三依据某个人意见愈改愈重的。纪委同我第一次谈话，就说这是×××定的。严重违反了审理工作条例。
6、违反了中纪委关于：“严禁先决定处分后调查补充材料”的指示。我是在没被调查之前，就由上头决定处分的。
7、违反了中央关于鼓励举报的要求。把匿名信作为打击报复的理由。在举报期间，是允许假名、匿名的。
我的要求
由于纪委对我的处分事实不清，定性不准，无限上纲，违反程序，为此我要求：
1、请求中央派人直接查处此案，作为打击报复典型，查清责任；
2、既然反映信转到被反映人手中，就不应对我处分，应立即通知保定，停止并撤销处分。
请求中央领导同志明察。
礼
保定行署轻纺局刘建军
以上是记者从一大纸箱的底稿中找出来的几封信，还有给其他领导的信。
记者用手掂了掂，有40多斤重，肯定超过一百万字了。
这是刘建军给省委、省政府、省纪委、地委、行署、地纪委、省地委常委、省地及中央有关部门、新闻单位、全国和省市人大、政协、中顾委委员、常委、法律部门、亲属朋友、同事老乡写的信，让他们转的材料。
记者看到这些信，不由心中一阵阵难过。——难怪这位硬汉子的肝脏出现肿块，真是难为了这位党员，这位干部！
六、一页悲苦的日记
刘建军寄出了这一批申诉，好像完成了一件艰巨的任务，他想放松一下，打开了电视。节目正巧是地方电视台再次播放《杨乃武与小白菜》。刘建军看完后写下了这样一篇日记。
今天，电视台又放完了《杨乃武与小白菜》，联想自己的遭遇，一阵阵泪如泉涌！
我与杨乃武有几处相同：
1、同是告官；
2、同是被冤错整；
3、同是惊动了最高层。他是争取了皇帝御批，我也是要争取国家和党最高领导人的批示；
4、他是被判死刑；我是政治上被判死刑；
5、他有胡雪岩、夏同善这样的朋友和官员仗义相助，我也遇到几位好的高级干部；
6、他有刑部审理，我的案也由中纪委关注；
7、他与我都是被冤这么长时间，思绪万千，感慨无限，难道就因为省里个别人顶着，沉冤千载吗？
（一）
应喜清末一案翻，甚赞乃武告百官。
江南虽说无日月，华夏毕竟有青天。
托冠上奏夏同善，义胆扶危胡雪岩。
谁察民间疾与苦，江河难洗人世冤！
（二）
应怜屐齿印中南，幸有领袖爱与怜。
几度批文今犹在，坚信中纪能擎天。
怎奈官场有腐败，几遇难得糊涂官。
指鹿为马今又是，谁来辩我忠与奸！
打开刘建军的日记，页页都是血和泪，我们实在不能一一照抄了。
我们曾经在采访时向刘建军同志提问，你发这么多信，每封都没有什么结果，如果在你有生之年，永远没有结果，你是不是会永远地这样发下去呢？
刘建军沉思了一阵说：“谈起这个事情，我是感到最伤心的。
“我往北京发了大约200多封信，连每次的复印件，有上千封吧！
“我不敢盲目去责备具体办事的同志。我只能说，中央领导要体察民情，很应该设一个真正有力的办事机构。现在虽然也设了一些机构，工作人员时间一长了，实在有些熟视无睹，麻木了。
“不妨设几个如同电视台、电视的热线电话。或者把群众来访信件摘录在简报上，规定每个领导同志必须看，必须有态度，还可以设中央和各部门领导接待日，接待上访人，为民做主。
“不然，像我这么一个人百万字上书，五千里路上访，找了那么多人，还不能解决，全国谁知道还有多少人的问题不能解决呢！”
刘建军喃喃地说：“本来这个状我也不准备告了，因为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可是当我准备出家当和尚时，有一个和尚又返回红尘的故事，使我受到了极大的启发。
“一个小和尚寻求寄托，寻找佛门，入了佛门，而后发现此处并非清纯，而江总书记竟能亲自呼唤他返回人间，寻求人间的幸福。我意识到，党的总书记非常体察民情，非常关心人民疾苦，这使我很感动，我看到了中央最高领导人真正是人民的领袖。
“真的，说实在的，那时候在我头上，我就感到升起了一个红红的太阳，那太阳又红又亮。那天，我在房间里用被子蒙住头，大哭了一场。”
我们问刘建军：“你为什么哭呢？”
刘建军说：“我是想，文革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现在仍有人整人，整错了人没有责任，即使把人整死，整人的人也无所谓！
“这很可悲！如果长此下去，哪一天才能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啊！”
第九章 总书记为他打官司
一天，刘建军被引进中南海，江总书记和蔼地对他说：“你不要太伤心，不要着急，给我们写个材料。”
刘建军买了四尺白布，割破食指，写了一份血书，准备寄给江总书记，可是邮局值班员却以规定为由拒绝邮寄。这时，走出来一位老太太……
一、医生劝他住医院
11月下旬，朋友们又一次逼刘建军去了医院，进行第二次CT检查，看肝脏的肿块变化如何。
和第一次一样，在检查室受检两个多小时，没有给他看结果，只是简单地告诉他：“还那样。”
“还哪样啊！你们给我交个底！”
“有什么交底的，根本不骗你。这次无论如何也要住院了，因为你的体重两个月下降了12公斤。”
“那是跑道跑的。”
是啊，一双真皮的登山运动鞋都跑碎了。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刘建军不等朋友说完，自己补充上了第二句。
他接着说：“我现在就争着要烧柴！我不能住院。我清楚，肝脏的异变，不会因为住院好转。在医院多活一个月，不如在外边为申冤多跑一天。这些我想过多次了。再说，我天天在练气功啊！”
朋友们无可奈何。
刘建军到窗口去交体检费，朋友说：“已经交过了，我们几个人每人200元，共收800元，包括药费。”
朋友们又给他拿了一大包药，把刘建军扶到等候在外边的车上。
其实，他一次也没有吃那些药。
他坚信，人的意志是一种力量。
珍宝岛战斗中，有位战士脑浆迸出来，还跑出了八步呢！这种奇迹在医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听老人们讲，人在临终前，因为一个子女还没到，他就能坚持活着等他的子女，当他的子女来到身边，看上一眼，心脏才停止跳动。
他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经不住考验。
成千上万的人在等着他取得胜利。
他怎么能倒下去呢！气功界也说：意念是一种力量。他要靠一种意念，一种力量，一种信心活下去。
他的食欲大大地下降，但他拼命多吃。
他每天早晨都感到疲乏，不想起床，但他挣扎着起来，每天坚持从六点二十开始练气功。
他走起路来，两条腿发软，但他仍坚持每天跑四、五里路。
他坐的时间长了，眼皮就睁不开，但越是有人在眼前，他越是又说又笑。
他同死亡在做斗争，但却买了一本《庄子》。他在深深的孤独中体会庄子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的庆贺心情。他用一种壮士一去不回头的悲壮，在悄悄地接受死亡的来临。
因为刘建军经历过两次死亡，他知道根本没有什么灵魂。人失去知觉的过程，仅仅是很快的一瞬间。这一瞬间在左边是活着的人，右边是死之后的尸。当人再次“还阳”时，也是那么一瞬间。而这第二瞬间，比死亡的瞬间更为痛苦。人死就解脱了，为什么还要活回来，去面对人世的坎坷和艰难呢？
他回忆起自己经历的第二次死亡。从失去知觉到有了知觉后，浑身疼痛得难以支撑，几乎是每一个肢节、每一个细胞都疼。他当时甚至想马上再度失去知觉，因为实在受不了了啦。
他在研究了大量的书本知识后，得出一个结论：人的死亡，对人本身来说，并不痛苦，而真正感受到痛苦的，是活着的时候。
他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人既然要活着，那就要挣扎、拼搏。活着就不要去想死这个字眼，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死是人的唯一的权力，谁也不会夺去这个权力，担心这个做什么？
所以，他不住院，因为住院以后，环境迫使他天天要同死亡做斗争，时时刻刻要担心病症变化，生存欲被刺激得越来越强烈。那样太累。倒不如顺其自然，潇潇洒洒，接受一切自然的发展。不要有那么多欲望，不是欲望越多痛苦越大嘛！
然而，刘建军盼望冤情昭雪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他下决心生命不息，拼搏不止。
他每天都打电话，向那位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朋友了解，看什么时间能被叫去，向中央的同志诉诉冤情。
二、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果然来了，刘建军说，这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
朋友在电话中高兴地对他说：“我把你的情况和中央的有关同志说了，他们很重视你的问题，并答应召见你。”
“我什么时间去北京？”
“那就马上吧，我在北京等着。”
刘建军第六次登上去北京的火车。
这一次，他很顺利地被召进中南海。
一位同志没有做自我介绍，坐下来就让刘建军说，他一边听，一边记，非常认真。
讲到半截，那位同志出去了一下，又领一位年龄大的同志进来。
上百万字的申诉书，五千里的上访路，如今终于有人仔细、负责地听他讲了。
他是多么地激动啊！他一边说，一边哭，声泪俱下，一口气说了十五分钟。
听他申诉的人也被感动了。有些细节，他们让他重复一遍，并多次劝他：“别激动，慢慢说。”
正说着呢，谁也没想到，我们的总书记走了进来。
这里并不是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室，可是按照刘建军的说法，他可是吉星高照啊！
总书记偶然走进这个办公室，就碰见了刘建军，应该说刘建军遇到总书记。
江泽民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按照刘建军的话说：“常常在电视上见，怎么能不认识他老人家呢？”
江总书记亲切地问刘建军：“你是谁？”
刘建军一时答不出来。
大约过了好几秒钟，刘建军觉得这实在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机不可失。
他哽咽地说：“我叫刘建军，现任保定地区轻纺局副局长，原来是县委副书记。”
总书记还没问他什么事，他就哭了起来。
据刘建军讲，他一是哭自己受过的难，一是激动地哭。然后，他以极快的速度，把冤情全说完。说实在的，他当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江总书记非常和气地听完了刘建军说的话，然后说：你这事找谁谁也得管。上午我还有事，你再给他们说一说好吗？你不要太激动了。
刘建军又哭起来。
总书记说：你不要太伤心了，不要着急，给我们写个材料，你不要难过。
江泽民同志非常和气。刘建军发自内心地深深地向总书记鞠了一个躬。
总书记走了以后，刘建军问其他同志：“我怎么写材料呢？”
一位同志说：“你把字写大点，写稀点，不要密密麻麻的，因为总书记太忙了。”
刘建军向接见他的同志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一串串泪珠随之掉在水刷石的地面上。要是在解放前，他会跪下去，给他们磕头，响响地磕头！
刘建军想，这场官司已经告到最顶端了。而且他当时就有一个感觉，他觉得他的事情会公正解决的。
江总书记的音容笑貌，他一生也忘不了。他觉得，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做出的努力，包括他打官司的艰辛和委屈，有了这瞬间就足够了。总书记的微笑，使他感到了人生的最大的满足！
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活得值了！
三、四尺白绫写冤屈
刘建军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保定。
回到保定后，刘建军想了想：“字得写大一点，字行要写稀一点。”可是他以何种形式才能把心里话表达清楚呢？
刘建军晚上8点多钟才回到家里。第二天一早，他就上商场买了四尺白布。他又骑车到木材公司买了几支往木头上打号的红笔和黑笔，因为用其它笔在布上写字看不清。
他准备好了一切，然后用水洗净了自己的手，再用剃须刀片把笔削好。他咬了咬牙，用左手拿着刀片，在右手食指的第一节上拉了一下，由于用力过猛，刀口拉得太长，记者至今还能看见那条刀痕。鲜红的血滴滴答答地流出来。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用他鲜红的血作墨，用一只手指作笔，在白布上写下了两行大字：
心向贤明的总书记。
心向伟大的共产党！
——右手食指血写
然后，刘建军拿起笔来，接着往下写正文。他手指上的血顺着笔杆往下流，他眼里的泪顺着脸颊往下流。至今说起这段经历，刘建军还禁不住老泪横流。
本书开始的那封信，就是那滴满血和泪的白绫血书。
信的最后，他发自内心地写了两句口号：“向贤明领袖江总书记致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还把自己的一张四寸照片贴在最后。
他又用那一双不太灵活的手，用白布缝了一个口袋，将血书叠好装进去，又缝上口，然后按照那位朋友告诉的信箱号码和人名填写好，直奔邮局。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直言兮受奇冤，
踏破铁鞋兮求真理，白绫血书兮感苍天！
记者虽然没有看到他写血书的现场，但仅听刘建军详细一说，已经是肝胆震撼！虽然不用血书这个办法，也同样能够得到中央领导的关心帮助，然而，刘建军却用了这个办法。
燕赵大地，历史上多慷慨悲歌之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四、邮局幸有明白人
第二天上午10点半，刘建军等邮局上了班，就走进了邮局。他知道他必须得写江总书记的名字，他不写的话，江总书记恐怕就收不到了。这样，他把总书记名字写上了。
当天下午4点，他又走进邮局，把信递了进去，过秤交钱。人家一看这名字，先是吃惊，后是怀疑。邮局的女值班人员问：“你这里装的是什么呀？我们一定要拆开看看。”刘建军死死地抱着邮件说：“这不能拆，过秤交钱吧。”刘建军知道，在这里，既有朋友，又有整他的人，她不能让对立面们知道他采取的行动。
值班员说：“不行，这是邮电部的规定，凡是邮包都要检查，看里边有没有危险品？”
“我这么个小包，能装什么危险品？”
“这个硬的东西是什么？”值班员用手摸着那张照片。
“是张照片。”刘建军赶紧陪上笑脸，用央求的眼光看着值班员。
“那更得拆开啦！”
“不能拆！”刘建军怕拆开后不给邮了。
“不拆，就不能邮！”
“这里边只是一块布，一张照片！”刘建军央告着。
“一张照片还用这么多布包着，真奇怪，非拆开看看不可，没有鬼，为什么怕拆！”
说着，那位女值班员“唰”地撕开了小包。
无可奈何！一件血书散开在邮局值班员面前。
她大吃一惊，喊叫着说：“不行！不行！不能邮！一个普通老百姓，给总书记写信，信还弄得这么脏，绝对不行！”
刘建军着急了，胸膛里像有一座火山就要喷发！
他据理相争，他好话相求，然而，邮局值班员还是不同意。她再三“提醒”刘建军，找当地法院、纪检多方便，干嘛打扰人家总书记！
刘建军一百个嘴也说不清，他只是一会儿叫大姐，一会儿叫小姐，央告她给邮出去，多出多少钱也行。
两个人争执不下，一方强调有规定，一方强调这是经过允许的。
“谁谁允许的，拿证明来！”
刘建军大声地喊了起来，他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发出的声音，而像受伤的野兽。他大声地说：“老百姓有告状的权利。总书记那儿我就不能告吗？”
刘建军有刘建军的理由，小姐们有她们的一套规章，越说越乱套。小姐们强调说，不能越级给中央添麻烦。
就这么吵了一个多小时，从里面走出一个老太太，大概有50多岁，她已观察良久，此时此刻，面容亲切地问：“有什么事，你们喊什么？”
刘建军说：“我就寄一封告状信，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信的内容我可以看吗？”老太太到底老练多了。
“完全可以。”
老太太打开白布，眉头紧紧地拧在一起，她那么认真地读着，一种同情和爱怜之情溢于脸上。等看完以后，她抬起头问：“你就是刘建军吗？”
“是，我就是。”刘建军这时心情平静了。
“你的事儿，我早就听说了。”
“谢谢您，大姐！”
老太太回身走到后门，喊了一声：“小赵，小赵，摩托修好没有？”
远远地传来一个男同志的声音：“修好了！”
“去，送一封快递件，赶上哪趟火车，送哪趟！”
说着，她把布叠好，装上，又从桌上拿起常备的针线，仔细地缝好，放在天平上，对女值班员说：“给他发，按特快专递！”
刘建军说了一连串的谢谢，老太太没有任何反应。女值班员过完秤，收了6元5角。
五、“包青天”出京
12月下旬，刘建军打了个电话，托那位在京工作的朋友问问，他的邮包是否寄到了收信人的手里。对方答复说：“不用问，肯定会收到，你就等着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告诉他：“有关领导已把你的申诉件批转给中纪委了，并且要结果！”
临春节前半个月，地区的纪检委忽然通知刘建军说：“建军，不要出门。”
刘建军问来通知的人：“不出门是为什么？”
那人说：“北京来人了，为你的申诉来复查，说是要找你谈谈！”
到了第三天，有人又通知他说，让他到地区招待所后楼208房间。
刘建军接到通知后穿上最干净的衣服，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了指定的那个房子。
过去一看，地区纪检委的人和省纪检委的人都到齐了。全是他认识的人，这些人已多次打过交道了。另外还有两个陌生人。
有人介绍说：“这两位同志是中纪委的领导。”
刘建军走上前去和他们握手。他们一个姓刘，一个姓范。刘建军想，中纪委的两位领导，是他最亲近的人，是他寻找的青天大老爷！
中纪委的人坐了下来，刘建军细细地打量其中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个头清瘦，一头白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看起来似乎能够看透人的心肺，表面显得非常的严肃。
刘建军坐回他的原位置，观察着周围的熟人们。
这中间虽有整过他的同志，但他们能负有什么责任呢？只不过传达和落实上级精神。即使在具体工作中有些马虎或者过头，那也无所谓了。因为人家与自己的角度不同，责任不同。他们不是背地里也说了不少同情自己的话吗！
正式谈话开始了。
中纪委的老刘同志对刘建军严肃地提了两点要求。
一、要求他一定实事求是，不管对的还是错的，都要实话实说。
二、不要跑东跑西和涉及到的人会面，电话也不要打。
刘建军认真地听，默默地记。
他虽然对这位老人一点也不了解，但是他深信，就凭这位老人的一身正气，他的官司赢定了。
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人是位在政法部门和中纪委部门出了名的人，没有大案不出山，只要他出动，什么事情都会有正确的结果。
更使他感动的是，当这位老人风尘仆仆来为他复查时，已身患绝症。他叫刘长春，1994年初辞世。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因为在党内，毕竟有这么一批公正的刚直的领导啊！
下面让我们原文抄写刘建军同志冤案的一些调查情况和纠正错误的过程，让我们共同看一看，刘建军所经历的辛酸苦辣，看一看腐败的艰辛和复杂的情况。
六、微妙的巧合
这是刘建军当时的日记：
向总书记申诉以后，中纪委于12月末就派刘长春和范玉刚两位同志来到保定地区。他先找我谈话说：“你给总书记的信，总书记于12月6号批示，12月7号，总书记办公室打电话给中纪委，12月7号下午，常委副书记×××同志指示，此案由我负责。三室的领导也做了批示。最后落实了人和调查的方案。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先找你谈一谈，希望你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反映。”
两位同志来保定前后，先找省委、省纪委、地委、地纪委领导人和有关人员谈话，征求意见，还让地纪委的同志到中纪委送卷、汇报过。
在北京，刘同志就问过地纪委的同志，你们给刘建军立案了没有？立案的根据是什么？可是他们答不上来。
地纪委一位领导说，这案子，地纪委一开始就不同意，省委要弄，我们有××省委领导谈话的纪要。接着他们把纪要拿出来，递给了中纪委工作组。
地委的同志当时也表示，一开始就不同意，因为省里个别人让这么办的。
我向中纪委出示了那个地委书记发牢骚的有关录音和一些人证、材料。
他们说，搞录音是不对的，但为了使问题的了解更接近事实，无可厚非。不像下边有些人说，搞录音是特务活动，按过去是要打成反革命。
刘建军在第二篇日记中写道：
中纪委的同志工作可真够细致的，他们天天找人谈话，有社会上的，有机关的，有领导层的，也有普通老百姓。
每次找我都谈得很细，听得很认真，不但记录，还录音。
昨天，省里在保定开了个廉政会，请我告的那位地委书记来做报告，把他安排住在中纪委同志的对面。
人们议论，这真是太巧了。这个屋复查刘建军，了解与刘建军反映的假廉政典型有关的案子，而那个屋住着省里安排做廉政报告的假廉政典型。
省里的做法可能是无意安排，是一种巧合，但老百姓可不这么看，因为广大干部都知道中纪委来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单单把报告会安排在保定开？
昨天上午，在复查组的驻地开了轰轰烈烈的廉政大会，由×××做报告。好像中纪委的同志对这种安排也不太赞成。
然而，大大破例，这样高规格的廉政报告会，保定的所有新闻单位都没有给报道。
刘建军的第三篇日记写道：
一个领导干部办错了事，承认了有什么不可以，何苦用那么大的心思，用第二个错误去掩盖第一个错误！
昨天，中纪委的同志回去汇报了。
社会上竟有人造开了谣，说中纪委那个姓刘的，是刘建军的堂兄弟，那个姓范的是刘建军的表兄弟，是刘建军自己请他们来的。简直是胡说八道！
老刘是天津口语，我是衡水人，再说，我老娘家姓范，可中纪委姓范的这位，我根本就不认识，人家是北京人。
奇怪，我的档案在组织部，我老娘家姓范，社会上怎么知道的？
第十章 这回让你说个够
一份没涉及中央、没涉及四项基本原则、没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参，竟导致他被定为右派。90年代初出了个右派，你听说了吗？“凡是省里的人讲的，始终不渝地坚持；凡是被反映人不承认的，一切都不成立。”这又是谁在搞新时期的“两个凡是”？
一、过去你找我们，今天我们来找你
中纪委工作组回京汇报后，于春节后的初十，第二次来到保定。还是住在年前住的那个屋子里。他们第一个又把刘建军找去，对刘建军说，“过去你找中央、找纪委，不好找，找到人家也听不那么仔细。这回我们来找你，让你说个够。
“明人不做暗事，我们对你讲的话要录音，你最好有提纲，不要漫无边际，那样浪费时间。”
刘建军说：“那干脆，我搞个材料吧！”
“更好，有什么说什么。什么时候你觉得没有话了，就不说了，以后又想起来了，你再说。”
刘建军又是两天伏案疾书，写了下面这个材料。
中纪委调查组：
为了搞清问题，中纪委的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数万字的资料中分析研究问题，深入细致、尽心尽意、尽职尽责。我深为感动，深切地体会到党的英明、伟大和正确，深切地认识到党的形象是光辉的，中央和中纪委是完全可以依赖的。
这些天，我思绪万千，我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看法及过去咨询到的一些意见，作为材料汇报写出来，肯定有些不足之处和缺点错误。
这个汇报，是专门写给中纪委的同志的，不当之处，请多批评！
首先，我感到对我的“严处”不满、不服，有以下几点理由申诉和辩解。
一、立案根据荒唐
我是向省委反映一个信息，这在信上第一句就开宗明义。
纪委找我谈话时说：“你准备接受严重处分，已经定了。”
我问：“根据什么？”
他们说：“信中反映的问题太严重了。”
我说：“要只说社会主义好，我还反映什么？”
他们说：“从性质上看，完全够上右派言论。”
我说：“我在反映信中，没涉及中央、没涉及四项基本原则、没涉及国家机密、没涉及政治、经济、作风问题，怎么能够上右派？”
他们说：“按诬告，是省里定的。”
我说：“我不是告状，怎么会诬告？”
他们说：“你写的内容太敏感了，还不抓你？”
我听明白了，立案根据是反映敏感的信息。因此，我在北京八处走访咨询，寻找理论和法纪方面的根据。咨询结果是这样的：
1、信息与控告有本质的区别：信息是提供给领导的，控告是提供给公安司法、纪检、监察的；信息是没经过核实的，控告是应经过核实的；信息是不负法律责任的，控告是具有法律责任的。
2、诬告是个法律范畴，和强奸、盗窃一样，都属意识犯罪。如同不分党员强奸、非党员强奸一样，诬告不分党内、党外。
正因为诬告是个法律的范畴，解释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在没有新的解释前，还参照1956年的解释。
在党内，对反映情况、控告调查不实的，一般分为部分失实、失实、严重失实、误告；如够上诬告这个严重的层次，即属法律的范畴。
3、诬告是有范围的。具有四个要素。
（1）向公安司法机关控告。
（2）内容纯属虚假。
（3）告发内容应使被告受到刑事处罚的程度。
（4）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即使被告受到了事实上的处罚。
4、一般的反映或控告调查不实怎么对待。
法律认为，案件分为两大类，即：对立利害关系和共同利害关系。如行、受贿属共同利害关系；凶杀与被杀属对立利害关系。
被反映一方与当事旁人利害一致，十有八九调查不出来（如发牢骚，旁听人均是好友，无利害矛盾，说出来对大家都不利，又都受牵连）。
这样的案子多以不能查实为终结。
法律上有反坐说法，但目前在全国并没执行反坐的案例。
显然，以诬告立案，是荒唐的。
二、结果草率之极
限期严处，这已是不切实际了。在结案过程中，草率到难以令人相信的地步。
1、每次找我谈写信的事，纪委就说：“处分很严重，要有思想准备。”我说：“那不一定，调查完再说。”他们说：“省里只让处分，没说让调查。这是省委×××抓的案。”我说：“谁抓案也不能只调查被告，不调查我这个原告吧！”他们说：“你找地委吧！”
地委领导说：“好好写个检查，争取从宽从轻吧！处分完好好工作，过一两年会解决的，你一年以后什么时间找我，我肯定见你，而且管这件事。”
我说：“我就是当面骂了省委领导，或者对方承认发了牢骚，这也都不能开除党籍吧？”
领导说：“处理完，你还可以申诉。上边让在省党代会以前登出去。”
2、处分稿定了以后让我看。按中纪委规定，处分党员的稿应先让被处分人看。7月27日让我看稿时，决定处分已过了20天整。
纪委的同志说：“你签个字吧！签了就算结案了。”
我不签。
他们说：“签吧！别让我们为难了。有两条你可申诉：一是信转到被反映人手里，二是处分程度超过了反坐。”
我坚持不签。
他们说：“不同意见可以，签字是手续。”这与“文革”中红卫兵整当权派何其相似啊！
3、不调查，不怀胎就强分娩。
我对地委行署领导苦苦哀求：一定要调查，不然要出冤案的，既然把信息当成告状，光问被告不行。
有一位领导坦率地说：“建军啊！你这个人真糊涂，调查要和上边批的不一样怎么办？调查要和被告说的不一样怎么办？”
我说：“我明白了，凡是省里人讲的，始终不渝地坚持；凡是被反映人不承认的，一切都不成立。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搞两个凡是。”
领导说：“人家打电话还要地委马上处理，还要起诉哩！还是抓紧处理吧！处理了就有极限了，如果他起诉了你，更麻烦，可能要关起你来。党代会以前处理完，别找啦！”
4、处分决定文稿更草率，把年龄写大，党龄写短，文化写低，工龄少算10年。
我到省纪委常委秘书办公室把这些情况一说，他们一致表示，“太草率了”，“这是授人以柄”。竟有一个省纪委的人半开玩笑说：“组织就是母亲。组织上让把出生时间改一改，战争年代在地下工作时常见。母亲让你什么时候出生，就什么时候出生，不就完了！”
5、无中生有
处分通报上说：“刘建军有不廉洁的问题。被反映人批评了他，这本来是爱护，刘反而怀恨在心……”云云，天方夜谭！我没有不廉洁问题！
6、违背逻辑错误
处分文件上说，信中所反映的问题不存在，实属刘建军所为。这等于说：“我说别人杀了人，别人不承认，就是我杀了人。我说某人身上有瘤子，一检查没有，就是我身上长了瘤子！”
三、无限上纲，杀鸡给猴看
处分决定上说，我写信向省委领导提供信息，是分裂党组织！
照此所说，出内参的单位天天在反党？再如，地震局如果预报不准，就是杀人犯了！
我捧着这顶大帽子，走访了中央研究室、中宣部和中央党校有关领导和同志。咨询结果是：
分裂党，一般指历史上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你的信息没涉及中央，没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再说，就是涉及了，也够不上。
中宣部的同志还找了资料，念给我听。
资料上讲，分裂党要有一定的政治路线，即在重大政治主张上与党有不可调和的分歧。
分裂党应有自己的思想路线，即取代或另立组织后，执行不同于前的奋斗宗旨和世界观、认识论；
分裂党应有不同的组织路线，即取代原执政集团的那一部分人；
记得在延安，有人因骂毛泽东被打成反革命，毛泽东知道后，不但将那人请到延安听取意见，还叫了饭。
我戴着这顶帽子，从北京回来，赶到省里，先找到一位领导，他大惑不解，再三说：“这事怪了，怎么能处分你呢？”
我又找到另一位领导，他说这事是组织部弄的。找到组织部领导，组织部领导说，应由纪委管。
我找到纪委书记，纪委书记说：“以前是议过要开除党籍或者察看。地纪委把你的录音拿来，虽然听不清，但觉得这么做很玄，因此让保定纪委处理，不拿框框。我说的这话，让秘书记到本上了。”
我说：“已经下文了。”
他说：“你到申诉室说说。”申诉室两位同志听了我的申诉说：“原来不知道，这个案子我们一定受理。”并说：“现在正了解你反映的那个人的问题，你知道他的情况，给我们写写也行。”
我第二次去北京，朋友们推荐到最高人民检察院。
我被最高检院办公厅介绍给两位处长。他们非常仔细、认真地听取了我的申诉。
我说：“这算不算诬告？”他们说：“不算，调查不出来有可能，但抓诬告不对。如果抓了你，来找我们。”
我让他们写个条，他们说：“用不着，河北不会那么没水平。我们给你担保，你可以记录，可以录音；我告诉你电话，家里电话你也记录下来，有人抓你诬告，你马上打电话。”
我说：“为了取证，我录了音，不犯法吧！”
他们说：“头些年没有录音这一说，现在有，只要不涉及大公大私就中。”
我问：“什么叫大公大私？”
他们说：“大公就是国家机密，大私就是个人隐私。”
他们还说：“你看过日本电影《追捕》吗？追捕就是个人取证。”
我说：“你的说法，我要记下来做依据。”
他们说：“没关系！”
从高检院和省纪委两处得知，反映那个廉政典型的问题很多，有经济问题，也有作风问题。
“气壮如牛”的代表，真乎？伪乎！
“试玉要烧三日满，弃才需待十年期。”如今不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而是“某公恐惧信息日，廉政典型弃之时”了。
为什么在7月份必须处理我？为什么又登报，又通报我？为什么还想登《河北日报》？原因只有一个：杀鸡给猴看！！
当我在京把这事向老首长倾诉时，他说：“大奸似忠，大奸似忠！历史的教训不能不吸取啊！”
四、实施政治高压，打击报复
伴随着反贪举报的这几年，河北省个别人一直在大唱抓诬告的调子。我的事，把反诬告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新华社一位领导说过：“河北省一开会，就是讨论诬告，连吃，省委领导也老是讲诬告。你这个信息是一条鱼刺，刺到肺管子上了。是你自己撞到人家枪口上了。”
20万张报纸，180份通报，使我所反映的这个屡见电视、报纸的正面人物蒙上了一层厚厚的乌云。
我真正体会到整人的残酷、世态的炎凉，体会到要让某些人了解、理解是多么难！
有人开始像看山看水一样观赏我的悲剧人生！希望我尽快一抷黄土、满目蒿草。
腐败，成了难以抗拒的力量，逼着我向自己内心深处回归。
识别骗子的信息当然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危险的。伴随着我的只剩下迷惘、悲怅、痛苦、感伤、失落和遗恨。我才知道，人在承受委屈时，能力是有限的。但，正像孔子所说：“立名者，行之极，耻辱者，勇之决。”
我设想过三条解决问题的路子。
一条，要用生命唤醒人们，争取精神、肉体上的彻底解脱。
二条，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让全国去讨论。
三条，向中央告“御状”，向中纪委大鸣冤。
人杰鬼雄终有定论！
然而，面对窝囊气这把软刀子，使我的肝脏长了肿瘤，血压在180左右降不下来，然而，我没有垮下去。一捆一捆不相识者的来信给了我极大的勇气。
他们有的劝我，有的揭发、提供线索，让我去告。更感人的是，曾跟随周总理的重庆报童钟老大爷夫妇双双来到我家，他连问几遍：“你有没有别的问题？”我作了保证。他说：“你反映的那个人，我早有所闻。今天，第一是来看您，要经得起考验。第二是告诉你一件事，他88年在高阳一顿饭吃了1100元，还拿走11条希尔顿。这是我问过三次的事，你要反映就反映。第三，你带上处分决定和申诉，我介绍你去找邓大姐，还可以找另外两个人。”
望着从未见过面的两位老人，我的心潮不能平静，多么好的老同志啊！虽然年逾花甲，却壮心不已。是一种关心党的命运的责任心把我们联在了一起。
没几天，又有几位省顾委的老同志来到我家。他们语重心长地说：“打江山是要流血牺牲，和平年代是要丢官丢薪的。要沉住气！上帝被你感动了。上帝就是群众，现在人们都关心你。”
曾在报上登了我“诬告”消息的同志表示：“那是纪委星期六下午找我说的，让星期一见报。我把他们的签字都留着。以后改正到什么程度，你让登就登！”
在京的一位老革命，用钢笔写了一首诗寄来：
全国抓举报，河北抓诬告；
小官告大官，丢了乌纱帽。
你要干到底，不屈又不挠；
大是与大非，十年见分晓。
马权，这位56岁的好领导，原涞源县县委书记，后调地委外贸局任局长，不幸猝死。成群结队的县级干部来吊唁的同时，顺便到我家看我。人太多，有的只好紧紧地握一下手，有的一进屋看有人，忙说是看马权走错门了。
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家离马权家隔三座楼，更何况，我门前摆着花圈吗？
我深深地理解他们的心，想看我，又怕有人知道。
五、包庇，赤裸裸地包庇
黄巾起义时有句话：“发如韭，可再生，头如鸡，割复鸣，小民从来不可轻！”
面对高压，我要为正义而斗争。首先，我把一切怪现象分析了一次又一次，然后打电话催地委，快让给处分我的人讲明是非。
谁敢让自己轧死人的儿子着装配枪，验尸费以教育费支出？难道罪犯当检察官，廉政典型不知道？
一个邻居说：“有多少来送礼者，把礼送到我家就走，然后再由我转送，他是典型，我也该是典型了！”
然而，我也清醒地反思自己，又找了几名同志，多是有头脑的朋友分析。我问他们：“在反映信中，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有责任，如把耳闻写成目睹，没写自己名，能不能将来抓住不放？”
他们分析说：“不会的，政治这东西不搞三七开。如同杨三姐告状，她也有缺点：没查清之前，她就下结论是高家害死她二姐，她没根据，指责县官是高家的银子在说话。她走后门上天津，她上告一无呈状，二无证明等等。虽然方式上有错误，但不会杀了杨三姐，不会说她诬告县官。”
可是，我从6月开始，我带录音带找到省委、省纪委。我央求说：“无论如何，请求上级调查我反映的问题。如果我的线索全是捏造，看在党的份上，一定要治我诬告罪，以教育全党。求了你们，让专人听听我的申诉！”
我的央告，我的请求，如同春风射马耳。
这期间，省一位领导在保定地委提到我（据传说）：“刘建军，你们怎么处理的？”地委一领导说：“严肃处理，开除了党籍。”省领导说：“咳！严肃处理，不一定开除党籍吗？通报、批评、点点名，也是严肃处理！”言外之意，这事儿我不知道，不是我让这么处理的。完全是掩耳盗铃！
还有人说：“中纪委不支持廉政典型，真是奇怪。”
六、信心，来自于正义
我被开除党籍，可地区工委书记同志说：“最好先给我们下文件，可就是我们没有文件，你的开除办不了手续。”
我的机关党组织郭宝深说：“刘局长，你必须按月交党费，即使全国的党支部不承认你，我们也承认你是我们的党支部、党小组的党员。”
行署领导对我局书记刘永惠说：“还要给刘建军分一定的工作，但不要给他考勤。”
一个被撤职的局长，经常出现在局长参加的会议上，经常以局长身份外出和开会，还曾在全省教育系统会上做经验介绍。
在9月29日下午宣布处分的党员会上，全体党员发言表示不同意，有的人还流下了眼泪。
就在登报以后，唐县县级干部立功表彰建议书连同加盖公章的便函也寄给了我一份，建议给我记功。
之前，总政和北京军区军民共建先进单位现场会在唐县召开，新任副书记马城代替我做了经验介绍。
从7月至9月末，北京新华社一名主任曾建议派两名记者采访我被处分的经过（后来听说中纪委来人，新华社还提出要跟踪采访）。那个主任说：“这件事既有新闻价值，也有参考价值。”
省委全会期间，一个人从石家庄打来电话，说让我向中纪委常委刘××和范处长请示一下，能否请他们到邢台去半天，或者在保定允许他们派代表来反映一、二个小时的问题，还一再嘱咐说：“邢台地委几名现任和原任领导要来。”
保定市清苑县还有十几位县局级干部要求我传信，请求中纪委两位同志接待一个小时，反映他们被打击报复等十几个问题。
还有几个市县委书记，也请求“中纪委工作组”接待半小时，反映重要问题。可以录音，可以写材料。
春节期间，保定籍在京工作的同志回来看我，对我说：“建军，你要放开思想，放心大胆地向中纪委来人说心里话。这两位来人是中纪委领导审定的。他们精明、认真、不畏权势，都是好同志。谁来办你这件事，甲区（指中南海甲区）都在册，都反馈了。”
因此，我把心里话都说了，这是提供给领导掌握情况的。请二位看过后再退给我。
我百分之二百地信任，同时，也信心百倍，我将以自己的方式感谢党中央，感谢中纪委，感谢干部和群众。我从内心里、灵魂里体会到：党是伟大的，中央是英明的！正义是不可战胜的！
刘建军
1991.3.3
二、终于有人敢说话了
在压力下，有些人是不怎么敢去冒风险为别人说话的，但并不等于他的正义感消失了。
中纪委派来调查的同志打开了工作局面后，一些同志打消了顾虑。有当事人，也有知情人，有干部，也有群众，还有军人。他们不但能证实一些过去没有人敢证实的事，还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
刘建军反映的内容，在保定还有别人反映过，在邢台也有人反映过，而且比刘建军反映的还早还多。
病中的中纪委刘同志回忆说，他们在同省纪委的同志交谈时，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刘建军被处分。地委主要领导也有纪要证实，他们是不情愿这么整刘建军的。“难怪，我的事情弄得这么大，惊动了这么多人，上上下下都关注这件事。”刘建军说。
刘同志还说：“幸亏刘建军又能跑，又能写，要是换个别的人，可能就得冤一辈子。刘建军这个人也不错。在保定调查期间，那么多人为他说情。整个调查过程，所见到的人，几乎是一面倒，都支持刘建军。”
那时候，保定的人有个顺口溜：“保定一大怪，受处分的局长香起来。”
听地委行署的同志讲，不论开什么会，人们到一起，总先议论一番刘建军的事儿。
中纪委刘同志深有感触地说：“看来，人心这东西可了不得，为什么这件小事把老百姓惹起来，是很可怕的。”
有人问刘同志：“当你们到保定调查时，省里安排在保定开会，请你们正在调查涉及的人做报告，还住在你对面的屋子，你当时怎么想的？”
刘同志笑了，他说：“那是幼儿园的小娃娃打架的做法，没劲！”
工作组在保定期间，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接到了一批新的揭发。有来自保定各县的，有来自地直、市直各机关的，还有省直和邢台地直机关的。
内容分为四大类：一是打击报复，市直一位县级干部揭发，那位典型半年来错免掉了3人，非法拘禁7人，整死1人；另有揭发说，他曾为打倒原地委一把手，竟想抓起一个县委书记来，后被省委领导制止。
揭发信的第二类内容，说他的经济问题。有时间、有地点、有名有姓：包括照相机、电视机之类具体内容。信件主要来自他任职过的阜平和涞源县。
第三类内容说他拉帮结伙，为实现自己野心挖空心思活动，说他曾在省人代会上搞竞选省长，使会议开得一团糟。这类揭发主要来自省直。
第四类内容是作风问题。刘同志说，揭发归揭发，那条线索需要调查。但可以看出，过去人们不怎么敢说话，现在，总算敢对中纪委的人说实话了。
三、新的调查开始
记者在采访时，感到格外疲劳，因为刘建军冤案的平反过程实在复杂极了。
还是中纪委在保定复查时，保定地区的阜平县，一大批干部向中央和总书记反映当地的腐败问题，而且揭发出的那些腐败问题，称得上千奇百怪。中央批示，由中纪委组织人力进行调查。
工作组临离开时，跟刘建军谈了一次话，勉励他保重身体，等待消息。
就在工作组离开的第三天，一个声势浩大的调查团来了，包括中央、省、地三级的纪检、监察、司法三大系统的工作组共计60多人。他们冒着雨，乘四辆面包车，开赴阜平县。
很短时间，调查团打开局面，有十几个人被捕入牢，有几位县级干部丢官革职，甚至判刑。
保定的人民敢说话了，一批腐败分子落入法网。
四、第一次交涉
按照中国的习惯和中央的规章，中纪委有权纠正任何一家处理不当的案子。可是，刘建军的这个案子就不同了。照理说，省里过去调查得不细，调子定得偏了，中纪委提出纠正意见，顺势一改就算了。况且，还有省纪委的人参加调查。
中纪委的同志也把这件事看得简单了，他们认为：四月份复完，八月份就可以落实下去，给刘建军改过来。
然而，中纪委没有办法自己下文件纠错，只能把意见提出来，让省里去落实，由地区纪委下文件。
中纪委复查报告在省里被提出异议。
人们传说，是省委有不同意见：刘建军的处分比较恰当，不轻也不重，不大也不小，分寸把握得挺好，社会效果也不错，不同意改变意见。
中纪委没有办法了。因为中纪委在工作业务上能够领导省纪委，但对省委来说，就不能说是隶属关系了。本来应当顺利的事情遇到了麻烦，但不能不进行啊！这个案子毕竟是一起冤案，又是中央领导批办的，中纪委主要领导负责的，复查组全面、细致复查过的。
时间就这样在“协商”中悄悄地流失了。
这时的刘建军心中有个底：反正不能不了了之。他心里踏实后，才开始感觉出，自己是一个重病缠身的人。中纪委工作组离开保定后，他一连躺了好几天。
他好像是被海水冲走，挣扎了几天几夜，好容易被冲到岸上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都觉得累。肝区的疼痛和消化系统的不良，使他像丢了魂似的。
家人们万分的焦急，朋友们天天来看他，他虽然精神很好，但身体却像一滩泥一样。
常来看“保健医生”——市卫生局勾振堂局长、市农委何玉丰主任、市康复中心的杨凯院长，还有韩元福、赵润起两位经理，轮流劝他入院输液治疗一段。
他们不谈及肝脏上那块肿物，刘建军也不问，好像没有那回事一样。
后来，刘建军总算千方百计地拿到了那张CT片子。在他的肝脏右方，明显地有一块与组织不一样的亮点。他不是医生，看不出第二次的照片比第一次是大了还是小了，但每天，他都感到肝脏这个“零件”在提醒他：“有病！”
休息了几天以后，刘建军照样起床，专心致志地练气功。他又开始了早晨练跑步。
他放下精神负担，投入到景秀公园里露天舞场的跳舞人群中，不分什么三步、四步，跟着音乐转来转去。
他在早晨锻炼时，经常被大家团团围住，问他案子怎么样了？有什么进展？身体如何？
6月的保定已经很热了，刘建军的心情比天气更热。他渐渐等不下去了。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北京的消息只是让他等。
终于有人说了实话：因为中纪委和河北省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河北省拿了一个不同意改变他处分的意见。中纪委只好把两种意见都报给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
五、四面八方请他出山
不知是为了安慰他，还是确实认为刘建军能干出点事业，1991年的夏秋季节，在他还没有平冤的时候，他接到了十几个单位的聘请书和聘请信。
第一个聘请他的单位是空军在保定的一个公司，年经营额高达两个多亿，相当于一个小县的财政收入。因为总经理出了大问题，逃跑了，军队在考虑配班子时，派人来同刘建军谈条件，工资虽然没有某大师的人体生命科学院的工资高，但也相当于2个以上县长的收入，办公条件、小卧车那更不成问题了。
第二个聘请书是一个民政局发给他的，只要他答应担任福利企业的顾问，就给他开支。
第三个聘请他的是海外一家很有名气的公司。这家公司在另一国家买下了前任总统的官府，里边有现成的雇员，两个司机，一个炊事员，一个种花养鱼的，他要是去了，管理那家总统官府并在那里做国际生意，工资每年给人民币20万元。
第四个聘请的是一个新建的酒厂，这个酒厂的投资者和他谈了多次，甚至暗示不按工资制，而按分成给他。照那位厂长的计划，每年拿四、五十万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五个聘任他的是外国驻中国北京的一个办事处，让他担任他们国外公司在北京的总代表、办事处任，工资每月4500元，另答应报销招待费和乘车费。
还有企业让他去当顾问的、请他蹲点的、让他帮助搞业务的等等，刘建军都一一谢绝了。他还想为他的机关、为他的同事、为爱护和同情他的领导、为他的下属企业去工作。
1991年，刘建军在等待中度过了。
他所在轻纺工业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班子做了很大调整。新来了位局长，叫冯树旺。他原是经委一名负责人，既有工作能力，又非常老练和全面，且又待人如春风。在他把机关工作安排就绪以后，就去找主管工业的副专员请示工作。他提出：应该让刘建军出来工作。
那位专员是以宽厚和正直闻名于保定地区的。专员对冯局长说：“我看可以，应当让人家出来工作，不能剥夺人家工作的权利，杀人不过头点地！”
冯局长次日就找刘建军：“建军同志，我看你身体还可以，出来干点事儿吧！现在机关经费紧张，算了一下，到年底还缺四、五万的口子，你到北京办事处，作为局长委派，抓办事处的工作，争取把经费缺口补回来。”
刘建军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在他看来，除了抓好办事处，挣四、五万块钱外，住在北京，对解决自己的事儿有许多方便，用不着住地下室、火车站和朋友家了。
第二天，他首次主动地找他的“保健医生”、市卫生局勾振堂局长，要求把身体检查一遍。
结果出来了。原发现的肝脏肿块，虽经近一年的时间，仍无增大和扩散。
专家们会诊后，认为肯定不会是恶性肿瘤，但并不排除恶变可能。专家们再三地嘱咐他，照以前的做法，边吃药边练气功，并且同意他出去工作。
六、新华社记者一篇未公开的内参
1992年终于来到了。河北省又出了一件大事。
经过各级纪检部门的审理，河北省的那个廉政典型被免去了地委书记职务，省委新委派了地委书记去那里主持工作。
再以后，省委讨论了对那个廉政典型的纪律处分，原因是他并不廉洁。
由廉政典型成为因不廉洁罢官并受到处分，这显然对树典型的人是一个讽刺和教育。
记者在采访时，从一个干警的口中得知，在这位典型被宣布罢官的当天晚上，邢台地直机关拉了鞭。
记者问他，什么叫拉鞭？他说，就是一种庆贺手段，像过年一样放开了鞭炮。
尽管刘建军的冤案有了平反的前提条件，但终究没有个最后结论。反腐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了当时的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抄稿，题目是：中央领导也批了，中纪委也查了，是非也清了，“被告”也垮了，刘建军的冤为何还不平反。
内容是：
轰动一时的刘建军诬告“廉政典型”一案，虽经中央领导批示，中纪委查清，确认是一起新的冤案，但由于河北极个别人顶着而搁置下来，如今保定乃至河北对此案关注的人们越来越多。
前年3月，被省指定为信息员的刘建军同志（保定行署副局长）向省委领导提供两条信息，一是邢台地委书记回保定老家，因没能进省委班子发了几句牢骚；二是作为见报于全国“一身清正、气壮如牛”的典型，其儿子酒后开车轧死人逃跑，服刑期间竟然当上了检察官，戴上国徽到处抓人办案，群众反映极大。
万万想不到，这两条信息被转到被反映人手里，随后由省公安厅对刘进行侦察，并下令保定地区纪委开除了刘的党籍，撤销职务。当找到刘建军签字时，处分已形成20天。
这种没有立案根据、违反程度的严处，引起了社会上的不满，刘所在单位到9月29日才向党员公布，到会所有的发言人一致反对决定，有的党员还哭了起来。至今，刘所在组织仍按月要他交党费。
背着“栽赃诬告”和如同张国焘一样“分裂党”的罪名，刘建军开始了艰难的申诉，几个月先后写、寄二百来封共达几十万字的申诉信，都因“涉及省个别人表态”而石沉大海。
1990年12月6日，刘建军开始向中南海喊冤，并向江泽民总书记呈送了写在4尺白绫上的血书。
血泪的倾诉，引起了高度重视。
由中纪委很快派人来调查清了这一起冤案，并责成河北于1991年8月前纠正。同时，还发现那个廉政典型违法违纪现象严重，并决定罢官审查。
按理说，刘的冤案应当纠正了，然而，由于省级个别人把中央领导的批示和中纪委的建议丢在一旁，更不顾党的原则和纪律，使这个是非分明的案子，迟迟划不上句号。
目前，党内外到处都在议论此事，担心中央对违反党章和检查条例的作法无可奈何。担心罪犯还继续办案，刘建军还继续被屈辱，中纪委的调查长期地拖延下去或不了了之。
那么，关于刘建军的冤案，真的会不了了之吗？刘建军又将做出如何的反应？
在采访中，刘建军告诉我们，只要中央领导下决心反腐败，为老百姓谋幸福，他的冤就是纠正不了，他也可以含冤重新工作。
七、忍辱仍未忘忧国
刘建军受局长委派，出山进京负责办事处的工作，经营挣钱。刘建军岂止只想到挣钱！
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决心越来越大，保定地区还没有产品真正打入国外那块市场。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给中国的产品在外寻找市场提供了机会。但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很少到俄罗斯去过，不知道俄罗斯的市场是什么样。比较活跃的只是那些国际倒爷，而他们倒的货物数量有限。
为了使保定的企业尽快往国外渗透，为了开阔厂长经理和政府官员们的眼界，刘建军运筹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他要把一大批轻纺工业系统的厂长和部分官员带出国门，推向国际市场，他的方案是组织企业家和部分官员进行国际贸易拉练。经请示行署有关部门和领导，被批准施行。
为了不动用财政费用，不搞公费出国旅游，他让一个工厂给大家每人做了15套运动服。据他掌握的国际行情，到俄罗斯去一次，就这15套运动服，足够往返费用了。弄得好，还能赚一点钱回来。
他开始通过有关部门办护照，并同时发出通知。
真是得道多助，报名的竟达57人。其中市县长、市县委书记、局长22人，大中企业厂长经理35人。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在刘建军的办公室里展开了。
填表，贴照片，政审，办护照，准备随身货物，进行出国教育，体检等等。他的助手、办事处副主任、翻译等忙得不可开交。
又是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这位背着处分，戴着“分裂党”、“诬告他人”帽子的编外局长的这一重大举措。
刘建军亲自到铁道部和北京铁路局，请朋友们帮忙解决去满洲里的卧铺票。朋友们热情伸出支持的手，为他专门挂了一节卧铺车。
当时北京没有闲车厢，调度以最快的速度从哈尔滨局调来一节车厢，分局和车站再备了卧具，指派了随车厢原乘务员和列检工。
1992年6月，一个以刘建军为首的赴边境和俄罗斯考察团从北京的西直门站出发了。刘建军和办事处副主任甚至把大家在车上的一日三餐都安排好了。
车到海拉尔，刘建军在那里工作时的老朋友、如今的政协主席带着大客车到车站迎接，并且早已为他们安排好住处。刘建军一行人都住在海拉尔政府招待所。
次日，常务副市长向考察团介绍情况，盟经协办的同志向大家介绍盟情，还安排大家参观了一些地方，并到陈巴尔虎草原的那达慕大会观光一天。
蒙古族姑娘们跳起欢快的民族舞，欢迎来自华北平原的客人。
午饭时，鲜奶、手抓羊肉和奶茶端到了客人面前，刘建军在老朋友的陪同下，接受了蒙古族姑娘敬献王爷的最高礼节的仪式。
一个姑娘高举着金杯，另两个姑娘唱起了劝酒歌。前两首歌唱完了，第三首歌叫《客人来到蒙古包》，竟是当年刘建军在这工作时创作的。刘建军问他们：“这首歌成了蒙古民族的劝酒歌了吗？”他们说：“每逢劝酒必唱歌，三首之中准有它。”
刘建军非常高兴，接过姑娘手里的金杯一饮而尽。他自己写的歌被当作劝酒歌，这说明他给草原留下了自己的思念和寄托，留下了理想和奉献！他破了戒，干下去了那一碗酒。想起自己人生的悲欢交响乐，他真是感慨万分啊！
人们知道这首歌是他创作的，都要他自己唱一遍。
刘建军嗓子不好，声音嘶哑，加上那碗特制白酒，他已经唱不出来了，但他还是像念书一样把那首歌背了一遍。
额尔敦我最好客，客人越多越快活。
二锅头呀随便喝，看电视，听广播，
高兴的心情没法说。
朋友请你喝一碗，听我唱支相会的歌！
额尔敦我最好客，那些年的事没法说。
生产队里收入少，客人来了我就躲。
衣服旧，毡房破，炒米奶茶都不多，
没钱给你打酒喝，客人请你原谅我！
党的政策暖心窝，成群的牛羊送给我。
今年又是大丰收呀！产量多哟收入多。
新瓦房，摩托车，好酒多得没处搁。
草库伦里放声唱哟，请你天天来做客！
刘建军“唱”完，一阵欢快的掌声响起。接着，又是一位县级干部兴致大发，在大家的掌声下，唱了一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可惜把“白云下面马儿跑”唱成“白云上边马儿跑”了。
马在云上跑，成了天马行空了，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饭也吃不成了。
考察完了边境城市，大家又到额尔古纳右旗去考察，听取了旗（县）委书记们的介绍，逛了市场，领略了草原边陲的风情。接着登上了开赴俄罗斯共和国的列车。
刘建军一行人在俄罗斯进行了考察，并到市场上把每个人的15套运动服卖掉，一套50元的运动服，卖好能卖3000卢布。当时是25卢布兑换一元人民币，合140多元。15套衣服，至少能卖2000多块，出国费用就够了。
刘建军和他的助手们还同俄方经济界进行了接触，在边境和国外签订了合作协议。
考察成功了，大开了眼界，壮大了改革和开放的胆子，以后，保定不少企业与俄罗斯和边境地区加强了经济合作及贸易活动。
接着，刘建军又组织了三批人去考察。有保定地区和保定市的县级领导，也有省直和全省各地市的中层负责同志。
无可非议，刘建军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做了有益的工作。跟他出国的那些领导同志，没有一个因为他是罢官的局长而轻视他或出难题。
到当年9月20日，刘建军奉命抓办事处，为机关补充经费，上任第68天后，第一次交了账，给局里赚了6万8千元。
第十一章 沉冤昭雪
一、从7·27到8·28
中央领导在中纪委和省委两个意见中，还是选择了中纪委的意见。这当然是中纪委、也是社会上预料之中的事。中央坚持应改变对刘建军的处分。
第二个反复开始了。
中纪委和河北省商量。无可奈何，河北省让保定拿个初步意见。保定地纪委在找刘建军谈话时，明确对他说：“你有错误，应当受处分，不过可以恢复党籍和职务。”
刘建军不同意这种折中意见。凭什么给处分？他对纪委的同志说：“要不是我命大，早就被窝囊死了。整了我两年多，还要给处分，某个领导的面子，某个组织的面子就那么值钱！”
终于，地纪委拿了一个对刘建军改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意见。有人说：“这是省里暗示让拿这个意见，而地纪委办案的同志不赞成这个处分，因而意见迟迟没有人写。等把意见报到省纪委，再报到中纪委，又顶了板。”
就这样，中纪委再次来人到河北。后来又把河北的同志叫到北京谈，如此这般反复了两次。
有人说，河北省是长虫吃筷子——回不过脖来。还传说，为了给刘建军保留处分，竟有人去中纪委走后门、说情，一定要留个尾巴。留了尾巴才是顾全大局，也有利于河北某个部门和个人的形象。
有人找刘建军谈心，对他说，如果不留尾巴，那叫冤案；有个尾巴，那叫错案。错案是个人认识问题，冤案是有责任的。
整错了人，是集体研究的，希望刘建军从“大局”考虑，不要得理不让，得罪一大片。如果刘建军继续较劲儿，就是不识时务了。
有人说，给刘建军留个尾巴是个好办法，大家都是清官大老爷，人民勤务员。
一方面想留个尾巴——党内严重警告！一方面想为刘建军平冤。事情正在交涉中，矛盾却更加尖锐了。
刘建军在大家的鼓动下，再次出发上省委，省委此时已经做了大的人事调整。
1993年4月，刘建军到省委，向省委书记呈送了申诉，要求落实中纪委的意见，为自己平冤。据知情人说，程书记接申诉当天就做了批示，转省纪委办理。后来，事情好办了。然而，省纪委领导又把程书记的指示批到审理室去了。
刘建军找到审理室，那里的同志为难地说：“这个案子，我们从没经手，也没有审理，没有材料，没有办法办理。”
这份申诉实际上批到了不能办理的部门。
我们问刘建军：“您认为，这种批示是不是故意的？”刘建军说：“这事说起来复杂，审理室确实没有审理过，别的部门也没有审理过，我的案子在省纪委找不出审理过的部门。”
“因为我本不应归省纪委管。正是过去把不应管的管了，才出现今天的这些麻烦，而且管的身份也不是以组织的名义，是以部门的名义。人们说，这叫双手捧着刺猬，捧不住放不下，所以纠正起来不利尾巴不得了。”
1990年7月27日，保定地纪委曾把刘建军叫去，让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1993年8月28日，中央、省、地三级纪委的同志又把刘建军叫去，让他在平反决定上签字。
从以前的7·27到如今的8·28，两次签字相隔1126天。这次在正式叫他之前，三级纪委的同志已经分别给他打了电话，劝他要顾全大局，高姿态，向前看。因为这次还将在党内给他留一个小小的尾巴。因为，他写信反映情况时，曾加以“渲染”，违反了党的“要讲真话，言行一致”的规定。
对于这样的结果，刘建军是完全预料到的。
朋友们说：“已经够意思了，留个尾巴，大家也都知道怎么回事。既然组织上说了，这样有好处，那就照办吧！”
刘建军表示，一定做到高姿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理解组织上所做的工作，所做的努力。他将满怀感激地接受这个决定。
8月28日上午，他被叫到地委招待所，来到了中纪委范玉刚处长和省纪委一位主任的住处。地纪委的书记和主任们早已在那里等候。
大家客套了一番以后，范处长说：“建军同志，这次来河北，听省委领导说，你干得不错，特别是办公司办得挺出色！”
“不行，不行，还是刚刚开始，谢谢您的鼓励！”
“今天请你来，事情你可能已知道，我们向你宣布一个决定的，这个决定是保定地区纪委下达的，但都是中纪委、省纪委和地纪委共同研究多次形成的。我们中纪委的同志已经在保定和石家庄工作很长时间了，新上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专门为你这件事召开会议，拍板决定的，并指示我们，要把这个决定落实好，办完再回京。”
“谢谢尉健行书记！谢谢中央和中纪委！谢谢您！”
于是，刘建军终于听到了他含冤三年的平反决定。
中中共保定地区纪委
关于刘建军申诉案件的复查决定
刘建军，男，河北景县人。1945年出生，1959年6月参加工作，1977年1月入党。曾任保定地区轻纺工业局副局长。1990年7月，因反映原邢台地委书记的一些问题，被认为犯诬告他人的错误，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刘建军对所受处分不服，1990年11月上书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申诉。
经中央纪委复查认为，刘建军1990年3月写匿名信向省委领导同志反映×××的两个主要问题。其第一个问题……基本属实。其第二个问题……事出有因，不应认定出自刘的编造。
刘在信中对一些场面加以渲染……违反了……共产党‘要讲真话，言行一致’的规定。……经研究决定，将原开除党籍改为党内警告，恢复其职务和工资级别。
范处长请刘建军谈谈对决定的看法，并希望他签字。
刘建军说什么呢？近几天，已经有不少同志给他做工作了，他也不可能再提出别的。
按说，已经错误处理了他，开除他三年的党籍，平反后，再给他留个警告，他心里是不情愿的。就算有点违反“要讲真话，言行一致”的规定，那整错他的人违反的不是更多吗？且不说他反映问题的出发点和效果是否帮了党组织的忙，就拿他被冤整三年来说，难道不应该追究造成冤案者的责任吗？
刘建军作为党员，懂得维护上级的形象和大局，他认了！
其实，杨乃武也未严重警告处分，虽然他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大忌。杨三姐也未受到处分，虽然她在一无实证、二无根据情况下，就指责“老高家银子在说话”，违反了没有查实就下结论的规定，而且“走后门上厅长家告状”，还大闹公堂，加以渲染，违反了社会治安和上诉规章。
可是刘建军没有想那么多。因为，他知道在过去的三年中，已是反复多次，中纪委的同志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在决定上这样写道：“感谢中纪委及省、地纪委为复查所做的努力。感谢江泽民总书记和伟大的党！全部同意这个决定。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报答总书记和党的关怀。”
地区监察局在复查决定中明确写上了这样一段话：“根据复查意见，经行署监察局长会议研究，并报请行署领导同意，撤销1990年9月20日对刘建军的处分决定，恢复其职务和原工资级别。”
三年前和三年后对刘建军的两个决定，记者在采访中都曾看到。那么，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就会更清楚地知道刘建军曾受到了多大的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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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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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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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1944年出生，中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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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1945年生，大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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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计算时）1969年6月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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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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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13日以他人名义写信给省委领导反映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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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匿名信给省领导反映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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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反映×××的问题不存在，实属刘建军所为，属捏造事实，栽赃陷害，分裂省委，挑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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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属实，第二个问题事出有因，不应认定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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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工资由122元降为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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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撤销原处分，保留党内警告，恢复职务，工资由122元升为1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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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以上的对比，再有偏见的人，也会发出由衷的感慨和叹息！
二、认真负责的范玉刚
刘建军机关的同志们和他的朋友们，以及那些知情的保定群众说，一级是一级的水平，一级是一级的觉悟。你看人家中纪委的范处长多么负责啊！范处长就是中纪委的范玉刚，他从开始到现在一直经手这个案子。
为了把对刘建军的复查决定落实好，范玉刚同志在保定一住就是十来天。他做省里的工作、地区的工作，和省、地纪委的同志一起研究和起草文件。他还做刘建军的工作，再三鼓励他好好工作，报答党中央、总书记的关怀。
在文件同刘建军一见面以后，他还与省、地纪委的同志一起，到刘建军所在单位，召开会议，宣布复查决定。
8月31日，刘建军所在单位一片欢声。这个机关乃至这个大楼，从来没有来过中央机关的干部，人们跟着刘建军沾了光，还真见到了京官。
宣读完决定以后，与会者纷纷发言，有的说“开始就不应该这么整人！”有的说：“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有的说：“今天是个大喜日，可惜来得晚了点儿。”还有的说：“整错一个人，整了三年，就这么一宣布就完了？该不该找出负责任的人？”
刘建军做了高姿态的发言，除了感谢的话、表示好好干的话，还劝说大家顾全大局，忘掉以往向前看。他也说自己也有不少教训应当吸取。
地区的赵书记表扬了刘建军，称赞他姿态高，胸怀宽广，并要求局里抓紧落实各种待遇。
大家把三级领导送走以后，又不约而同地回到屋子里议论起来，共同的心情是，应当弄清楚是谁这么整人不眨眼！一个县级干部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党籍，说撤职就撤职，太不值钱了。
很快，劳动人事局把刘建军的工资级别调上来。
很快，财务部门给刘建军补助了几千元钱，用会计的话说，这是三年的车票、邮票钱。
很快，组织上跟刘建军算了一笔账，接受他补交的三年的党费。
很快，地委给刘建军重新安排了工作。考虑到化学工业是国家工业的支柱产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尽快发展，派刘建军到化工局担任副局长。专员刘兆亮向他颁发了政府任命书。
他将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地在自己副局长岗位上报效祖国，他将把有生之年的一切贡献给他的最大恩人——江泽民总书记。
三、1126天后的悲歌
在三级纪委到刘建军单位宣布复查决定的当天晚上，刘建军几乎整夜未睡，1126天的经历，不堪回首。1126天的岁月又值得回味！
经过半个世纪的人生旅途，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他，不应该像小孩子那样的冲动，但他翻遍了家中的报刊、书本，找到了一幅又一幅江泽民总书记的像，摆在面前，翻了一遍又一遍，看了一回又一回。他特别想念自己的大救星、他全家的大恩人！
三年过去了。这三年中，他是那么的紧张和急迫。是啊！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之处常常只有那么几步！这是寻求价值的几步，求索之处、拼死拼活的几步，大起大落的几步。
那天晚上，他写了不少诗。记者发现他的诗很随意，有的缺句缺词，但是正应了那句老话：“放胆文章拼命酒，无弦曲子断肠诗。”正因为他有这三年断肠的经历，尽管很多诗还欠推敲，但字里行间却充满着悲壮和豪情，其中有三首写道：
无情怒发鬓边生，想为清官梦友成。
赤胆险成屈死鬼，方知世间路不平。
拙笔百字害自身，祸起萧墙受罪人。
案前托腮连三问，先生何故入佛门。
大落大起一千天，心肝欲碎命尚全。
甜酸苦辣都吐过，总有真情在人间。
天快亮的时候，他又展开了信纸，他要向他的恩人表明他的崇敬和热爱。没有打底稿，他一气呵成，写了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刘建军得到平反以后，多家报纸给他恢复了名誉。在省人大代表会上，一些代表为此批评了省委。很多县纪委书记也寻问地纪委书记到底是怎么回事。
省委那个整刘建军的代表，那位在河北叱咤风云整整七年的大人物频频落选，党代表落选，人代会又落选。
1993年6月份，省几家大报刊登过关于对×××的处理决定，但因那一次登报还不直截了当，不是很明确，省纪委在《河北日报》头版头条又发表了消息，算是给刘建军第二次恢复了名誉。
当刘建军的案子公布于众以后，保定地区电视台以及省电视台都播发了新闻。保定市还举办了各种形式的会议，地委领导也先后在会议上表示关怀刘建军。他们征求刘建军的意见，想尽一切办法把工作安排得好一点。地纪委的同志多次表示，刘建军的案子与他们无关。
我们在采访中问起刘建军同志：“你对省地纠正错误前后的大反差是怎么想的？”
刘建军同志说：“我无限感谢江总书记和中央纪委！只要上梁正，下梁歪了也会校正。在查清我冤案过程中，中纪委的同志花了很多心血，办案人员严谨的工作态度是永远学习的榜样。我要努力工作，多做贡献，报答中央领导的关怀和爱护，并且永远忠于党的事业，为反对党内腐败现象做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还说：“我本着理解宽容向前看的原则，不计较小事，不纠缠细节，同意纠正错案的决定。在我的冤案平反过程中，中央亲自来查，已经不容易了，不能再给中央纪委提要求找麻烦了。我已经向组织表明了这一点意思，但是，我依然对党内出现的一种深层次的腐败感到忧心。
“赵高是人人都知道的。他指鹿为马，杀害了多少忠良。如果我们党内也发生类似情况，谁说了真话谁就倒霉，干了坏事不让别人吭声，那么，党在人民心中的威望能够再保留多久？
“中央三令五申，要严惩腐败，但在当今的拜金主义思想的腐蚀下，又会有多少不为金钱而为了信仰和良知去向中央倾诉衷肠？即使上诉，中央又怎能一一知道，一一查清？我对此感到深深的忧虑。如果你们记者敢写的话，请把我这种忧虑写下来，我愿以我的遭遇给人们留下一个深刻思考。”
第十二章 苦海鱼跃
他下海了，可是为什么始终有种被迫下海的感觉呢？
他搬出了机关，领着一班人挂牌成立了国际贸易公司，第一批生意竟然做的是领带和浴巾的生意。
一、他被推下海
刘建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以后，不知怎么回事，他成为商界的“抢手货”。
案件平息后，整个河北省商界千方百计打听刘建军其人其事，请他做×××公司总经理、×××合资企业总代表，刘建军一时应接不暇。他是吃过大亏的人了，逢事便三思。因而，人家就是高薪请他，他就是犯疑。
他问自己，人家为什么都重视他了？这是为什么呢？想来想去，不外乎有两点：一点是瞅准了新闻人物的新闻效应；一点是因为江总书记亲自出面为他打赢了官司。
他警惕起来。因为他知道，自从自己的冤案平息之后，很多人虽然对他千恭百迎，但自己也成了焦点人物，必须处处小心谨慎。
刘建军思量再三，觉得不能为了一场政治灾难失去选择的权利。他明白，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也是万万不能的，因为他和他的全家要生活，要支付每天的开支。
几年的磨难，使他的身体和精力已经耗尽了，他的经济积存也已耗尽了，他还欠了众多朋友的人情。看来他势必要下海。这海，应该怎么下法？
他下海，是被逼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翻船把他翻到海里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他刘建军当然也要寻求人生的出路。
行路难，难于上青天啊！刘建军几次带团出国，在商贸界名声更大了。听说他要下海，企业家们又围了上来。
有一天，河北省的一家公司的代表直接找到了刘建军。他们说：“我们一年创造的利润有1亿元，请您到我们那儿去当副总经理吧！”刘建军说：“谢谢你们的信任！我怕干不好，让我考虑考虑。”
还有一个厂请刘建军去当厂长。他们准备把这个厂交给刘建军，以他的名声去挽回亏损。刘建军拒绝了。他明白，他必须拒绝。
另外还有一个销售公司，每个月答应给刘建军工资3千元，刘建军也不想去。他始终想重新恢复他的职务后，好好再为党工作上十几年，因为自己的第二生命是党给的。
还是在1993年春节，一大批唐县老百姓都来看望刘建军。这些老百姓依然把他称为刘书记，依然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
望着他们的破旧的穿着和手里提着的小米、大枣，刘建军真想给他们一点钱帮助他们，但是他拿不出来。
刘建军很难过，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穷人和穷人打交道，只能是一块穷，因为谁也接济不了谁。
他要下海，要带头富起来！
他把这个想法和朋友们一讲，朋友们几乎都支持。
1993年底，他领着一班人马正式搬出了机关，告别了他的机关生活，告别了他那长期盼望平反和等待的惆怅，毅然挂牌，成立了国际贸易公司。
也许是苍天有眼吧，2月份，他们就和美国做成了一笔大买卖。他们向迈阿密发了一批领带和一批浴巾，赚了不少的钱。公司一下子由一间房子变成了15间房，设了会客室、样品室、国内部、国际部、综合部办公室，还在全国七个地方设有办事处。他开始大张旗鼓做起生意来。
接着，又与匈牙利、俄罗斯、台湾成交了几笔生意，为公司赚了钱，为工厂产品找到了市场，为国家创了外汇。
地委的一个领导曾经和他开了个玩笑说：“你刘建军可真是因祸得福！你应当感谢整你的人。要不是这个机会，你能成为国际商人嘛！你下海干得不错！”
刘建军苦苦地笑了一下说：“我不下海怎么办？翻了船了，翻了船以后连救生圈都没有。我又不会游泳，只靠一点儿浮力吧！”
那位领导敏感地问：“你说的是什么浮力呀？”
刘建军说：“是我的朋友，他们多数已经不是政界上的官了。我说的这些朋友，是一些以智力和科技才能表现自我价值的人。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救生圈。”
这位领导笑笑走了。
记者问刘建军，那么你下海的动力，除了朋友还有什么？刘建军说：“卧薪尝胆精神。这种精神，气功界叫作意念，就是毅力吧！”
二、走遍海南访“省长”
刘建军下海，也是经过长期思想准备的。他早就听说，有一位省长，因犯罪被判刑，刑满后，这位省长壮心不已，来到了海南，经营起公司来。
他靠的是什么呢？一条是在国外的朋友；第二条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条：他放下了官僚的架子，开始办实事。
他一个省长能放下架子做生意，我一个处长有什么架子还放不下？他经营一个大公司，发了财了。我呢！我也可以卧薪尝胆。
刘建军说，我坐飞机去了海南，跑遍了海南岛都找不到他。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公司。公司外面好几道岗，比省政府要威风得多了，但工作人员见了面，先向前迈一步，然后和气地问：“先生你找谁？”我讲明来意，人家把我安排坐下，打开饮料让我喝，然后帮我去联系，帮我办要办的事。人家不踢球！
“他出国去了，不在家。”
这里的工作人员接待得很认真，做了详细的记录，并送给我老板的名片和纪念品，还说要安排我的吃住，连用车也想到了。
问起工作情况来，他的下属不愿意多谈，但很有礼貌，没有国家机关那种傲气。我虽然没有见到老板，但这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工作作风感染了我。我深信，我会在自己的创业过程中探讨出这位老板成功的秘诀。我这趟没有白来，实实在在地学到了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另外，我在海南又遇到了另一位名人。他在广州工作。这个人在海南被政府通报处理撤过职，可是群众很拥护他。后来，广东又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他抓工作很认真，也有一种奋不顾身的精神。为了国家和老百姓的富裕，他宁可自己冒风险，开创一种新的管理方法、新的工作体系，所以，无论是人民，还是政界的官员，提起他，都兴高采烈。在火车上、旅游车上，都有人认得他。可是，偏偏对这个人的争论很大。我找到他，谈了很久很久。他劝我到南方去，我没有同意。
刘建军说：“我不需要你这里的环境，我需要你这个人的精神。”
刘建军还访问了深圳、珠海、海南、广东等很多地方的一些名流；还去了东北一些地方的开发区。
当记者问他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时，刘建军脱口而出：“一分辛苦一分利，一分魄力一分财！”
刘建军的公司搞外贸，是把国内的产品卖到国外去。
在国外，他不去竞争。他说，“我不去干和老百姓争得的事情。我要做，就做国际贸易，把中国货卖到国外去。这样，第一，国家创外汇；第二，销售我们自己国家工厂的产品。现在，国内有40多个工厂给我们加工产品，这些产品卖给国外我的十几个合作伙伴。我们的贸易使40多个工厂、1万多名工人有活可干，有钱可挣。这等于我也在报效祖国，所以我干得很来劲，很顺手，很开心！”
刘建军对着记者和气地一笑，又说：“与此同时，我也能赚到钱。就在你们采访的前几天，我邀请了俄罗斯采购团，和我们签订了两千万美元的合同，是河北省一次性贸易合同额最大的一笔！”
三、刘建军对政治经的见解
刘建军说：“今年以来，我们邀请了国外5个采购团来保定。”
“为什么以我个人名义邀请呢？因为他们也打听，刘先生如何？人们肯定会说刘先生不错。有的还把我吹一番，把我说成什么英雄传奇人物。真好笑，有一个国家的商人，知道我这两年的底细，说我是反腐败丢了官，他倒来劲了，OK，OK凭这一条也要和我合作！”
“我们公司叫华菱国际贸易公司，又是台北三菱公司的办事处，请来的采购团有台湾、日本、莫斯科、匈牙利和以色列的。我所创办的公司，已和海外28家公司联合起来，一年多时间，就会形成一个稳定的产供销网络，进入世界贸易大循环，这可以说是超常规的发展。这一点，很多公司可望而不可及。”
刘建军的公司在全国7个大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如海南、北京、天津、西安、珠海、满洲里7个办事处，经常有重要的信息和重要的贸易。从战略上看，从南到北，从开放地区到西北地区，形成了网络。一般公司能搞到一个海外代理就不错了，他们搞到了3个，是海外三个公司在这里的总代表。
莫斯科的伙伴还无偿地赠给他500平方米的营业大厅，全让他自己经营，在帕那亚姆大街14号。
正像刘建军所说：“一个公司就像一个家庭，三个人也得搞点思想建设。那么，什么叫思想建设呢？就是把自己公司的形象搞好。”
在他们公司的三楼上，一抬头就会看到一排口号：“华菱原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华菱风格，宁失千金不失一友；华菱目标，三年不挣钱，六年创汇一千万；华菱精神，卧薪尝胆，立志争雄；华菱作风，事不过夜。”
有段时间，他和他的同事开口就讲：他领导的这个公司，是大马拉小车。因为一个县太爷才领导这么十来个人，所以叫大马拉小车。他们公司承担了这么多国际贸易，却是小马拉大车。
在与人合作时，他们从不因为一点儿人民币和人家发生争吵，那就丢了风格和朋友。他们宁肯自己吃亏，也要交朋友。这也许是他遭受这段人生大难换来的人生经验。
人们常说，无商不奸，其实一开始做生意，谁也不想骗谁，真正有目的骗钱的人很少。商人就是相互寻找挂钩，怎么能一开始就骗人呢？往往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争来争去，最后一方不高兴，就不顾面子了，想方设法让对方吃亏了。风格高就会有很多朋友。所以他们公司的目标就是三年不挣钱，这三年交朋友为主，其实也不赔钱。假如换一个人的话，他也许能够挣大钱，但他们不是这么想。交一个朋友难，交一个相互依赖信任的朋友更难。朋友关系确立了，稳定了，再告诉大家，我要创一点利润。这样呢，后三年拿一千万美元是可以实现的。他们的公司叫华菱公司，华菱的精神就是在海南岛寻找到的：卧薪尝胆，立志争雄。
华菱的作风，事不过夜，就是要抓住每次机遇，不能像有的机关一样，研究研究，请示请示，考虑考虑。在商界，时间就是金钱，如果用机关作风经商，黄花菜都凉了！
刘建军颇有点苦涩地一笑说：“机关的研究研究，实际上是扎了一条清朝的大辫子！毁了机遇，毁了创造性，毁了负责精神。迂腐无为！不失一寸光阴，才能抓住每一个客户。”外国朋友与他打交道，都说刘先生这个人很实在，长得也很憨厚，办事挺快。但是，实在是实在，刘建军不能把钱白扔给他，他也得赚钱。
刘建军很有信心地对记者说：“要多创外汇，把国内企业带起来，把中国产品推出去，把经济搞活，不然的话，我对得起谁？”
我们很赞同刘建军先生经商的一番理论。但是，目前的国情，是穷棒子对穷棒子。在商海中有两多：骗子多，穷人多。那么在这种社会状况下，他的理想能不能实现，会遇到什么坎坷呢？
记者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刘建军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事情很容易解释，我总是想到我的乌纱帽是谁给我的，我的自由是谁给我的，我的幸福又是谁给我的，可以说是人民和祖国。心中装着人民和祖国，无论你经商还是当官，人的脚是不会踩歪的。人们都说无商不奸，如果都是奸商的话，你提防我，我提防你，还怎么做生意呢？大多数人不是做一次生意以后就不做了，而是想建立关系，做更多的生意。为什么要做广告？就是要寻找伙伴。所以我们寻找的是人的情感，人的正直和我国经济改革的道路。我们是在寻找一条使我国幸福之路。我信心十足。当然，我们也曾经多次尝过记者朋友提出的苦恼。
“我们接触了一个台商，他们是前几年应中国工商时报社的邀请来北京采购的，一下子来了四十几个。我们拿自己的产品和他谈，他已经谈了十几个人，轮到我已经疲劳了。他对我说，对不起，你说的水泥袋，超过一块两角一条，就不用谈了。我说，干嘛一块二，一块一就可以。他吃惊了，老半天没说话，猛地过来抓住我的手说，我经商几十年，第一次碰到主动让步的，你一条袋让一角，一千万条就是一百万。我一块一角五和你签。就这样，别人谈一天，我15分钟，给工厂卖了一千万条水泥纸袋，还交了个好朋友。后来，这个老板又给了我很多业务，为国创汇不少。
“有一次我签订了九千多万元的协定。那一次，全国来的人把北京的21世纪饭店都住满了。许多朋友都不可思议说，你的产品不是很好，为什么都来要你的产品呢？你为什么能签到那么多的合同呢？我对他们说，我们把理想和志向现在对你们说，你们可能不理解。我的做法，与国内一些商人做法不合拍，但是，国际市场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现在对你们记者谈起来，好像只是几个文字，而我做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面对着许多冷眼、冷面孔和猜疑，但是我带队去参加谈判的时候，在谈判的方式上采取了三班倒，因为会议限制保定地区只能三人。
“一些规定约束了新形势的经商，我怎么办呢？我就在北京办事处放了一批人，大约有二三十人。我领两个厂长，住在21世纪饭店。就这样，需要谁的产品，谁就冲上去。我们三个人的后面有一批人，不是商界的人，也不是政界的人，我只能说是我的朋友，是一批对中国前途有远大理想的文化商人。后来验证了我的眼光。那时候，有一个大商人说需要石蜡，我马上通知石蜡厂长，这位厂长半小时就到了，一谈就成交了。
“我当时流下了眼泪。说实在的，我对这种诚挚的帮助感慨万端。如果我现在还在官位上，我命令一个干部去做这个事情，我想三令五申的关口太多了，他绝对不会一路顺风。这使我看到邓小平同志设计的经济政策的伟大性。他在中华民族中所进行的伟大的改革，绝不仅是一个经济改革，而且是一个政治改革。
“在我打官司的时候，我吃够了辛酸，而且，我虽‘胜利’，却付出太多了。
“但是，在经商道路上，我们同样会用对祖国的一腔热爱去辅佐我们国家走一条正确的使民族兴旺的道路。”
记者问刘建军：“有人说中国人就是贪婪，就是自私，就是狭隘，中国的商人更是丑态百出，是中国人的劣根性的总代表。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刘建军说：“我看说这种话的人最起码是缺乏对中国经济政策的了解，或者就是对中国人一种人格的侮辱。因为像我们这种商人，这种由官场上下来的人，我们第一个注重的就是德，第二个注重的就是人的自由，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并不贪婪。
“实际上，我们是想从人生的夹缝中找到一个世外桃源。可是，我们经商的标准是不要欺骗，不要贪婪，不要淫欲。
“比如这个东西值一元钱，你开价一下子要1.5元钱，那么人家就会吓跑了，而我们开价是九毛钱，先拉住，完了之后，我可以再说，这价钱还不包括一些其他费用，然后加起来还是一元钱。这样的话，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就显得你很实在。过去说，宁要跑了，不要少了，我是宁要少了，不要跑了。采取这种方法，谈一个成一个，完一个就签一个协议。我认为，这不是经商的品质问题，而是中国人的聪敏和智慧。
“中国人不是有阿凡提吗？我还有一个经商的策略，就是立足多交朋友，但不多说感谢的话，不以时间消磨别人的精力。外商对我们这种做法非常满意。他们说，中国人的脑袋OK。OK属于世界，因为我心里是充满智慧和道德的，所以他们说，我们就期望同这种中国人洽谈。
“这次会议之后，工商时报的记者来采访我，问我，他还是以打官司名人的角度采访我的。我对他说，你不要提起那件事了，往事我已经忘记了，而我真正记住的，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对我那种慈祥的微笑和信任。”
在采访中，我们就经商问刘建军，你觉得在你的成功之路上有没有清朝的大辫子？
他微微一愣，片刻明白过来，哈哈大笑。
他说：“你们记者是敏感的啊！你们提出的问题很尖锐。
“在与外商谈判中，的确有低人一头的感觉，但我的心并不愿比别人低。
比如说，我们有一次签牛皮纸袋的生意。在谈判大楼，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好多的厂长都在抽烟。这时候，外商们既神气，又深感头痛，还加了一点轻视。他们神气的是，他们有钱，中国人想要钱，而他们头痛的是，中国人的脑袋瓜好像沉在烟雾里消失掉了，在烟瘾里麻木了。中国人想捞钱，却又不知怎么捞，双方都在熬时间。”
刘建军一说起国际贸易精神十足，看来他真是动了不少脑筋，能说出很多的道道来，难怪人们习惯地称他是“儒商大家”。他最痛恨那些不懂礼仪和那些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的样子。在与一个外国采购团洽谈时，人家十几个外商在一个大会客室里，谁也不吸烟，而我们的人进去坐下，先点着烟，十几个人一起熏，搞得人家直咳嗽，甚至用手在脸前扇来扇去。像这样就太丢人。人家会说你中国人不讲卫生，不讲礼貌。还有另一些人，见了外国人直不起腰来，陪着笑脸，人家不要，硬让人家抽烟。吃饭的时候，人家本来自己吃得好好的，硬用自己的筷子给人家夹菜。结果你一夹，人家不吃了，人家讲究卫生。这些人谈生产像个太监对皇上，连个大气也不敢出。他从来不这样。也许是从政多年，有一种民族气节感，忘不了自己是中国人，而且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国人。有一回和日本一个采购团谈业务，他说，中国的衣服，这也不好，那也不是。刘建军说，对不起，先生，我是让你看看这个款式，并不是想卖给你，就这衣服上标的价，在中国市场上也买不到。如果你要这种衣服，做工再好一点，价格是这件的一倍也不止。
后来，日本人非要订那批衣服，刘建军就是不谈，还给他唱高调。刘建军说：“朋友有缘来相会不容易，不要一见面就谈生意，谈点家务，谈点友谊好不好。交朋友不比买卖更有意义吗？”
刘建军对记者说：“我们跟外商没有什么隔阂。主要是一个民族精神在支撑着我们。我不知道有一句话你们愿意不愿意听，我认为中国人始终还梳着一条大辫子。这条大辫子隐隐约约，还没剪断。我不愿多去探讨是从政治上没剪断，还是从经济上没剪断，反正中国人应该把辫子完全地去掉。”
我们问刘建军：“您对中国经济前途是怎么看的？”
刘建军说：“由于在我们中国当官很难，确实锻炼出不少的杰出的中国人来。我们在经商中，不需要加很多官场的经验，只要加一点经商经验，这个生意是好谈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所以我说，中国的红旗倒不了，中国将进入世界的最前列！”
在采访中，我们问刘建军：“我们虽然不是商人，但是听别人说，商场是尔虞我诈，有的商人带着微型录音机出场，有的商人甚至还带着武器。我们认为，如果商界是这样黑暗，中国的经济前途不是令人担忧吗？”
刘建军说：“你们说的情况，在商界的确存在，但那并不纯是商界自身造成的。在中国，要想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确是很难的。因为有些体制并没有改变，要想从经济上改变，我们必须冒险。”
我又问刘建军：“你怎么冒的险？能否举个例子？”
刘建军说：“我们有一次跟一个日本人做生意。也许你们记者不知道，现在做生意都要中间人，而中间人从来都是害怕的。因为在双方谈成生意以后，就一脚把中间人给踢开了。于是，经商就有千难万险了。
“其实经商并不难，难的是中国的人际关系和中国人的小心眼。日本人来了以后，在北京看过几个工厂，都没有做上生意。
“我是很明白的，中间人带着双方人出面的时候，很少让厂长出面，因为很多的工厂，一旦厂长交了名片，和外商直接打交道以后，就把中间人给甩掉。
“我就不是这样做。我来了以后，先领着那个厂的厂长去见外商，互相交换名片，让他们自己交换。完了以后，我才帮着他们谈，或者根本不谈生意，而是谈中国的前途。
“我心里想，如果你怕我中间人赚钱，你就可以完全单独和日本人联系，即便你们厂发财，我没发财，不一样也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做生意吗？结果谈完几句话以后，那个日本商人完全倾向于我，因为他好像从我的举止言谈里发现了某种他需要的东西，而且是在国内很少见到的真诚的东西。
“当时，翻译小姐走过来对我说，刘先生，我们先不要这么忙，我们先生的意思是说，先跟您谈一谈怎么合作。当时，厂家的厂长在旁边非常着急。我微微一笑，心想，日本人既然请我们合作，那么我就和厂长同时同步进行，我不想让人感到我和厂长在外国人面前争风吃醋，太丢中国人面子了。
“日本人想甩开厂长，就让翻译对我说，刘先生，我们先不谈合作，你会不会跳舞呀？咱们参加舞会吧！我是不会跳的，你也看见了，我这样近一米八的大胖黑个子，又是一身土巴气。但是，既然属于社会交往，我硬着头皮也答应。我深信，日本人是想在某种娱乐场合继续了解我们的。
“于是，我就对厂长使了个眼色，一起参加了舞会。我们在北京的中国大酒店，日方花了千儿八百元请我们吃饭。我喝了很多酒。那位外商叫丰田，也喝了不少酒。外商几次谈到要做生意，我不谈。我认为还没有到谈生意的时候，我也不想让厂长感到为难。于是，我们只在酒会上说些不同的国情和我们自己的信念。日本人到最后着急了，他认为，我们不是为了钱而来的。
“就这样，一直到饭后几个小时了，我们始终没有谈到钱的问题。临走的时候，这位丰田先生送给我一张名片，并且对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生意做不成，我们交朋友吧！
“不久，这位丰田先生就把订货单寄到我的手里。于是，我就把订单交给了那位厂长。因为我们是合作的，我们不希望在我们之间产生矛盾。同日本人有矛盾没关系，同自己国人不能有矛盾。我这个原则同现在许多国人做生意是违背的。
“不久，日本来函，他让我们先把货发到以后才付钱，厂长就着急了，说不能这么做，万一他们把钱不寄过来，我们就赔本了。我记得当时那是一种童装，衣服的定价36元，人家给37.5元，价格是很好的，1万套就多加1.5万元，要求发货后付钱是合理的。我们应该诚恳地对待人家，人家也会诚恳地对待我们的。为了发货还是不发货，我们跟厂长争了个你死我活。
“我咬着牙，把货发了出去，60万元的货发出去，真是有点儿担心呀！没想到，我把货拉到港口的时候，人家的信用卡已经到了。
“看来，这真正是一次信誉上的验证。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不是说钱赚到了，而是说我们经受住了国际上某些怀疑中国人品质的商团的考验。这对我们国家将来的经济进步是有作用的。”
我们问刘建军：“国内的技术和生产质量达不到国际标准，出了技术上的差错，你们是怎样处理的？”
刘建军说：“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比方说，有一次我们同莫斯科的一个公司做买卖，货都发出去了，人家不给回单，人家说，你的货里面好多毛病，质量有问题。那些毛病都是我们国人经常碰到的事，司空见惯了。于是，人家提出要索赔10%至20%的损失。一听说要索赔，有些人急了。赔，没门儿！我们是不会赔的。但我认为，这种外强中干的争论，实际上是一种懦夫。我们的生产线落后，生活水平低，责任心不强，外国人指责，我们应该接受，错了就错了。没有改变错误的意识，你就永远不会进步。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更是如此，而这种改变错误的决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我当时答应外商说，每个产品减价10%，以作为我们的教训。因为我们没有讲条件，对方感到吃惊。国际上为了货物质量问题打官司的事太多了。对方说，你们赔偿的也太多了，这样吧，不用赔偿了，今年反正卖不出去，明年再说吧！我们还要一批货，接着发货就是了。人家不要我们赔钱了。可是，我的怒气上来了，我认为人家是施舍我们。
“我说，那不行，我们除了作检讨以外，一定要赔钱，不是赔不起，该索赔就索赔。
“外商当时很恳切地说，我们很难遇到像你们这样的商人。你不坑蒙拐骗，很讲信用。我们不愿因为这一批买卖坏了我们的友情。”
我们问刘建军：“许多商人都说经商好搞，税务难对付，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建军哈哈一笑说：“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比如说，在交税的时候，许多人请××局吃喝，将公费纳入私人腰包，损国利己。我们不搞这一套。我亲自接税务局的人，让他们吃好、住好，但是绝不请他们喝酒，绝对不给他送礼，该怎么检就怎么检。然而，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有时我觉得对付外国人很好对付，以诚相待就行了。如果对付自己的国人，以诚相待，往往会吃亏的。我们经常在这方面受到某种苛刻。
“用我自己的真诚，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我不知道记者看过《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片子没有，这部片子主人公说的话是非常合乎实际的。女儿说他是资本家，喝了××工人的血，他说他是先喝了自己的血。这句话说得非常深刻的，对我来说，感受非常深。”
刘建军说到这里，微微地低下了头。我们看见他头上的白发，在灯光下闪着亮，似乎苍老了许多。我们知道他大概有更深的感受在后边，于是我们继续采访下去。
四、他先喝自己的血
“我记得做第一笔生意的时候，正好赶上我的父亲有病。为了照顾我的父亲，我每天从保定跑到×××，又从×××跑保定，晚上跑到我父亲身边，白天再回到单位，一天往返600里路。那还不算。老人睁开眼睛的时候找我不在身边，他就会很伤心，说把儿子养大了，生病了，儿子都不在身边，就只知道赚钱去了。我不想让老人伤心，因为我不单单是为了赚钱，我是在找我的人生道路。
“我经常在夜里浑身冷汗地醒来，看见我走在一条孤独的小路上，前后左右都有人，然而又都是那样的陌生。许多人挤在一条路上，跑的跑，挤的挤，我被踩在他人的脚底下。等我爬起来的时候，眼前是一片荒凉。
“我不知道我这种心理你能不能理解？
“父亲病得很重，总是不见好。所以我就这样往往返返，往返了不知道多少次，人瘦得不像个样子，然而我的工作却不能耽误。因为这个工作是为我自己干的，我说的我自己，不是自私的，我指的是为了我的自由干的。
“我记得1993年的一天，那时天气还很冷，我冒着清晨的寒风，跑到石家庄去同一个商人签订协议，签完是九点多钟。晚上九点多已经很黑了，周围也没有人，我饿极了，找到一家饭店吃了点儿涮羊肉，然后上车站买票，原来我买的是11点钟的票。
“然而火车误点，两点半才到保定，下车已经是凌晨了。我累得昏昏迷迷的，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一步一步往家里走，心里老想着这批货的尺码问题。
“保定车站有个地道，地道上的台阶很多。我才出站，腿一软，过台阶的时候，一步踏空了，从上面一个跟头栽到下面，当时就把骨头摔折了，你们看看，我现在走路还有点拐呢！
“骨头折了，我爬不起来。可是，人群匆匆，半夜时分，过路的人非常少，我靠着这条没有摔折的腿，单腿跳着，一步一步地跳出车站。”
“等我走出检票口时，立刻围上了一群人，都是三轮车和出租车司机。我对他们说，你们别动我，我这腿已经断了，能帮个忙吗？
“一听我的腿断了，呼啦一声，全都散了。我就寒心了，可怜的人呀！你们的钱怎么比你们的友谊、仁义道德都高尚呢？那雷锋精神哪里去了？人性哪里去了？
“这时候，中间有个人好歹把我拉上了车。这个人，我记得清清楚楚，是个小伙子，高头大马的，脸黑黑的，看起来很凶。我甚至怀疑他曾经坐过监狱。
“我们一路无话，他把我拉到了家。我昏昏迷迷的，到了门口，他伸出大手说：‘给40吧’。
“我说，这么一点儿的路程，三、四里地，你怎么要40元呢？
“他说，你不要忘了，你是个病人呀！我不但是拉你到家，而且抢救了你，这件事情难道你不明白吗？积德行善，你知道多少钱吗？
“我在骨折的疼痛中无法同他吵架，但是，我的心灵上真的好像是被扎了刀，比那条断腿还痛。我只好给了他40元钱。
“我拖着一条断腿，一步一步地爬上了楼，当我敲门的时候，我的妻子从门内露出脸来，她吓了一跳，问是怎么回事。我说快点，我的腿断了。
“我的腿已经被血粘在裤子上。我妻子整整剥了一个小时才剥下来了。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后来还是用剪子把裤子剪开，才使我躺在床上。
“天亮以后，我妻子只好用自行车把我推到医院，医生看了我这条断腿以后，简直是大吃一惊。
“他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看着对我说：‘喂，好面熟呀！你不是那个县委书记告状的吗？’我说：‘是呀！’他立刻来了兴趣，一边给我看病，一边跟我说，你4个礼拜不能动，要消肿，然后要透视。
“我对他说，我这个人就是邪门了，我不能在医院呆着，为什么？以后你会知道的，你给我打上石膏吧！我马上就走。
“那医生拦不住我。我的爱人又用自行车把我拖到自己的公司。在公司里，我拖着一条腿处理工作。有的时候，找不着人，我只好从椅子上慢慢滚下来，爬着到另一房间拿我的印章，再爬着回去。
“接电话的时候，外商以为我什么事都没有。我的口气、我的语气都是乐天派的。电话放好了，生意谈完了，我要撒泡尿都是很难的，我得爬到厕所去。
“想起来这段经历，我真不敢提呀！你们只知道我是老董，却不知这黄金冠下的生存泪！
“过去一句老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我的腿整整拖了二百天，为什么呢？因为我没躺下。
“这二百天，我谈成一笔又一笔的生意，真正的给公司创了许多利益，这个利益让谁看了都会眼红的。可是，谁知道我是一寸光阴一寸血泪啊！”
五、刘建军写告状信的真正动机
刘建军同志对我们很真诚地说：“记者同志，我们整整几天说了经商的过程、写信上访的过程和我平反的经历。那么，你们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在那种情况下写那么一封信呢？也许你们会说我幼稚，也许你们会说我冲动。我给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不是冲动的，因为一个人的精神方面、思想方面感到受苦的时间长了，就会有一种想法，这个想法，促使我写这封信，不是脑子一热写的。现在你问我为什么写信，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讲了人生的过程，你们不感到压抑吗？
“说实在的，我这样的人，对于搞腐败的人，不会欢迎我；我这样的人多了，会干扰他们已经取得的利益。
“但是，我拥护我们高层的领导，他们是为老百姓、为中华民族去谋幸福，所以我就写了这信。从我性格上，你们一接触就能看出来，我不是半天让人猜不着的人。我在内蒙古大草原接受了20多年的兵团生活，内蒙人的那种豪放、粗犷的性格深深地影响了我，塑造了我。
“我生活的年代大部分是在毛泽东主持政权的年代。他正像尼克松回忆录讲的，用最古老的方式住在最古老的房子里，用最古老的方法，统治着最古老的民族。
“他有自己的局限性，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他有一个最可称道的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敬重。他尝试在世界上搞成一个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弄来弄去，虽然还是初级阶段，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想实现人与人的平等。
“我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有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他提倡大公无私，总为别人克制自己；为别人着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思想，儒家、佛家、道家都有所提倡。他不提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念，把人与人的关系全部都弄成金钱与权利的观念，但是他要改造人，看来很艰难的。
“但是我认为，要改变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改变、改造一个人群，非得尝试下去。
“这种思想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写这个信是有基础的。
“虽然我有一种被别人逼到河里，快到淹死了才再游泳的感觉，但是我这个游泳是有目标的。因为我看到，我们江总书记的真正伟大。我现在说出下面的话来，你们也许会感到更吃惊，或许不会把它写成文字，但是我还是要接着说下去。
“我通过告状、打官司，一度曾经对我们国人，对我们的政权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尤其党内的某些腐败现象，使我感到是不是不讲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了。
“我见到江总书记以后，我发现这位伟人关心百姓疾苦，体察下情，与老百姓有一种血肉相连的感情，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会把老一辈打下的江山建设得更美好。
“他的思想是很深邃的。他同样也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当然他这个思想更先进了。他带领我们走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人民都能够接受的、而世界人民都能看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就从我这个七品芝麻官得到平反这条来看，江总书记是对人民负责的。我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领袖而感到振奋。
“江泽民总书记正在带领我们建设中国人所需要的那种新的时代，探索中国人的前途。
“我下海以后，我作为一个小小的国民，总是想尽量了解总书记的意图。我就是要配合他，不管我是一只小小的蚂蚁，还是一只小小的蜜蜂，但我的辛勤和善良，是可以帮助他的。
“蜜蜂一多，采蜜的一多，花就开得鲜艳了。请你们别见笑，我真的是这种想法。
“所以我经商虽然很坎坷，但是非常顺利，因为我背靠祖国。
“不瞒你们说，等我的经济好起来以后，我不准备作富翁，我要在培训人才方面下很大的功夫。
“我准备盖一座科技中心招贤大楼。在这里，我要用我辛苦经营来的钱，养活那些为改善生活在北京檫皮鞋的教授，养活那些为了生存绝不把纯文学改成性文学的文艺家，养活那些有了专利权而不能搞专利，却把专利卖给二道贩子、可爱而可怜的科技专家！
“我还想在我的家乡盖一座小桥，我叫他招贤桥，你们觉得奇怪吗？
“古时候，我国的桥梁很多的，而且在桥梁上发生的故事也是很多的，而90年代，桥已经不被人所注意了，只是一个又一个立交桥。立交桥四通八达，而我的这座桥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把人才从这里挖掘出来，输送到祖国所需要、人民所欢迎的地方去，所以我叫它招贤桥。
“我既然现在已是个体户了，我就有了个体户的特殊生存权利，没有人管我的生存，只有国家法律管的经营。
“我挣了钱，就可以很好地生存。我能够生存好，就能够以我的思想为国家做一些好的事情，不必再通过党委研究，不必再通过某某的那一级一级审查。我这里就一个长，我的上司就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我这里最下、最底层的就是我自己。”
刘建军同志最后给我们看了一封寄给江泽民总书记信的底稿，我们全文登录如下：
给江总书记的致敬信
敬爱的江泽民总书记：
您好，三年前，我曾因向省委领导写信反映一个地委书记的问题，被扣上了“栽赃陷害、诬告他人”、“分裂省委”的帽子，被开除党籍、撤销副处级职务，因而写信个您告“御状”。不久便由中纪委来人查清，确认我是冤枉的。经过三年的研究，四次的反复，终以“反映情况属实”和“事出有因”而认定原处分实属冤案。
8月28日，恢复了我的党籍和职务，并由中纪委的同志到我单位宣布。
我一个基层干部得到您垂怜和关怀，真是万分的幸运。
是您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我和我的全家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礼。
敬爱的总书记，我亲身地感受到您那样贤明宽厚；那样的洞察幽微，不愧是我党承先业、开新宇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您真正地受命于共和国动乱之际，历史选择了您。
您始终不渝地告诫全党反腐倡廉，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
可惜在少数领导中出现了封建士大夫那样的深层腐败——干了坏事不让说，冤枉了好人不认账，加上买官求荣、卖名求富、卖名求利、权力物化，实在是需要严肃地对待了。
您在中纪委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反腐败斗争要在近期内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伟大号召，必将动员起广大党员和群众，更加坚决地同腐败做斗争，使中国共产党更加伟大，更加光荣。
敬爱的总书记，我的平反，说明了党是伟大的，公正必将战胜邪恶。我决心在您和以您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不屈不挠地同腐败做斗争，尽职尽责地做工作，为您争光，为党添彩，以实际行动报答您的恩情。
永远忠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永远心向贤明的领袖江泽民总书记！
保定行署轻纺工业局刘建军敬上
1993年9月1日
关于刘建军同志写的这封信，我们不知道江泽民总书记看到了没有。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未必能记得起这件微小的事情，但是，国家领导人所做出的惩治党内腐败，领导中国十几亿人民共同创建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决心，却激励了不知多少国人的心！
人民，为有这样一位英明的领袖而感到欣慰。
祖国，为有这样一位贤明的主席而感到自豪。
据悉，刘建军冤案，曾引起国内外许多新闻界同行的重视和关注。很多人找到保定，向刘建军了解情况。他还收到很多问候的信件和捐赠。
这足以证明，国内外的华人希望的是什么，关注的又是什么。
泱泱中国地大人多，总有些不尽人意之处，然而，我们在不久所看到的，将是一个现代化的极盛时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无限昌盛的未来！
江泽民总书记，人民向您致敬！
后 记
关于反腐败的话题，在后记中我们不准备多说了。因为在书中，当事人已将要说的，所做的，以及案情的前因后果，都表达得较为充分了，并且书中的重要情节，都是根据当事人的录音整理而成文的。
在这里，我们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对这起冤案无法描述的尽善尽美。因为，在今天，反腐败的斗争依然在残酷地、惊心动魄地进行着。在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里，的确不只有一个“刘建军”在继续遭受着某种冤屈的煎熬，更不知有多少人成了腐败刀下的冤魂屈鬼。
据说，在总书记那里，每天都收到一车的告状信。试想，总书记日理万机，能有多少精力去亲自为每一个“刘建军”平反申冤呢？
那么，反腐败的斗争将怎样进行下去？国家将怎样杜绝腐败呢？
我们想，我们一个记者，一个作家，是很难用笔给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的。
写这部书，我们感到比写任何一部书都写得艰辛，写得激动，写得痛苦。我们所以要努力写出这部书，只是想在我国反腐倡廉这场历史性斗争中，做一个小小的呐喊者！
希望这部书能给那些腐败者敲响警钟！
希望这部书，能使那些蒙冤者得到一丝安慰，并能从中看到国家光明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中央领导人大大力支持。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司法部副部长张秀夫热情地为本书题了词。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最后，我们受刘建军同志的委托，向江泽民总书记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祝福！
作 者
1994年3月28日
于北京万泉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