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州检方办“程案”违背了哪些原则？
——山西泽州程常乐“组稿费贪污案”系列述评之四
文/ 张毅 申徵
一个不存在贪污的人，要人为把他制造成贪污犯，那注定要违背执法办案的不少原则的。山西泽州检察院自侦办理的原泽州县委通讯组副组长、主任记者程常乐的贪污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一、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法条中从来没有稿费、组稿费是属于贪污公款犯罪行为的规定。自古以来，稿费、组稿费就是个人劳动所得而非公款。但泽州检方当初为了完指标凑数，硬是要把程常乐兼职《太行日报泽州版》领取的组稿费认定为公款，指控为贪污公款，如此认定、指控，是违背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二、泽州检方在传唤程之前，就从太行日报社取回了程领取的是组稿费的证据。此证据分为五种，包括“组稿费报告（签领）单”、
“组稿费现金付出凭证”、“组稿费记账凭证”、“组稿费支出记账页”和“组稿费缴纳个税记账凭证”，共68份，可谓是一个完整的毋容置疑的组稿费证据链。但是，泽州检方将这一铁的证据藏匿掩盖起来，就是要说程领取的是“办刊经费”，领取“办刊经费”就是贪污公款。“办刊经费”一词在指控中不断出现，“组稿费”一词在起诉书上根本不予提及。“组稿费报告（签领）单”等这些关键证据在法庭根本不予展示，律师阅卷也不让见到。组稿费能是公款吗？是公款还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吗？白纸黑字的证据充分证明是组稿费，却要说成是公款，这是违背了法律的“证据裁判”原则。
三、泽州检方把68份组稿费证据藏匿掩盖起来，而把它说成是“办刊经费”，是凭借太行日报社在案发后临时起草并主动送交检方的一个不到100字的所谓《规定》。这个《规定》将组稿费称作了“办刊经费”。检方就拿《规定》作起了“贪污办刊经费公款”的文章。明明发的是组稿费，出证是“办刊经费”，这不明显是作伪证吗？程与辩护律师多次要求对这个《规定》进行勘验鉴定，就是不实施而坚持“办刊经费”的认定。《规定》是否伪证，通过鉴定争议不就解决了吗？不实施勘验凭嘴说认定，这是违背了法律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其实，勘验不勘验，白纸黑字发的是组稿费，永远不能说发的是“办刊经费”。
四、《太行日报泽州版》的承办单位是泽州版编辑部，要说成是“泽州县委通讯组”；委托方是太行日报社，要说成是“泽州县委政府”；明明泽州版编辑部收支有账，要说成“收入不入账”；账务上明明显示程领取的组稿费是4万多元，要说成“9万多元”。还有，程的政治面貌是“群众”、行政级别是“副科”，为了把程制造成“副处级党员领导干部贪污犯”，就捏造程是“中共”、“副处”。等等。泽州检方的这些做法，是违背了我党一贯强调的也是司法办案必须遵循的“实事求是”原则。（注：程的4万多元组稿费，为工作人员发工资发福利4万元，只剩下六七千元。程实际上不仅不存在贪污，而且是奉献）
五、《太行日报泽州版》是太行日报社主办的，组稿费是太行日报社向组稿人发放的，程只是一个兼职者、执行者和具体干事人。甭说领取组稿费就根本谈不上是犯罪，即使是犯罪，要追究责任，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0条、402条、459条之规定，也是追究“所为人”太行日报社而不是程。泽州检方本末倒置，撇开法人诉打工，这是违背了法律的“归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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